企业应充分享受税改“红利”

　　4月23日，在2014第二屆中國財富之春全球論壇上，國家稅務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就稅制改革、稅收在房地産調控中的作用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觀點鮮明、獨到。

　　社保就應主要由中央財政來統籌
　　這麼多財政收入究竟用到哪去了？一是政府的三公經費；二是國有經營性資産的投資

　　許善達説，目前在我國的財政收入中，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分別各佔52%和48%左右；在財政支出上，中央佔15%，地方佔85%，地方財政對中央財政的依賴程度過高。“地方政府每花0.85元，有0.3元需要中央退稅也好，專項轉移支付也好，反正是要等著中央給錢，而中央給錢的時間和數量跟地方政府預算的安排不可能匹配得那麼準，這是分稅制改革20年來出現的新問題。”“我們的財政支出在GDP的比例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雖然差不多甚至還略高一點，但居民感覺到政府的服務還不滿意，我認為這跟我們的支出結構有關係，用於民生和社保的比例很低。”許善達説，中央這麼多的財政收入，究竟用到哪去了？一是政府的三公經費；二是國有經營性資産的投資。

　　許善達建議，今後在政府的支出中，國有經營性資産的投資佔多大的比重，應該有個限度。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國有經營性資産稅後收益要上交30%給財政，既然決議中寫明的，就要嚴格執行。“要改變地方財政對中央財政的過度依賴現象，建議中央財政要多承擔一些財政支出的責任，如社保就應該主要由中央財政來統籌，或者將中央財政收入轉移部分到地方財政，用於社保統籌。”

　　營改增關鍵在中央與地方的利益調整
　　消費稅加上車購稅總量是一萬多億，因此可以先在需要上戶的商品中進行，如商品房、汽車和摩托車等

　　許善達説，去年因為“營改增”一項就使全國的企業共計減少稅負1000多億元。實踐證明，在實施了“營改增”改革的行業中，其稅負水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上海“營改增”的行業，其稅負水準下降了40%。

　　在許善達看來，在稅制改革中比較複雜的是“營改增”，這是一個系統性的稅制改革。上世紀90年代在進行稅制改革時，由於種種原因，將“營改增”問題遺留了下來，去年計劃在鐵路運輸、郵政、電信和建築安裝行業實施“營改增”改革，但結果未完成上述計劃。“營改增”技術上不存在問題，關鍵在於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如何調整。

　　許善達建議，隨著稅制改革的推進，在考慮“營改增”的同時，需要解決消費稅向零售環節轉移的問題，目前消費稅加上車購稅的總量是一萬多億，可以基本上對沖掉營改增後地方政府減少的收入，能夠使得原來的失衡不會繼續嚴重起來，因此可以考慮先在需要上戶的商品中進行，如商品房、汽車和摩托車等。

　　許善達特別強調，對於企業來説，在此輪稅制改革完成後，稅制改革的“紅利”也釋放得差不多了，企業要對稅制改革進行深入研究，分清哪些稅收政策對自己是利好因素，哪些是利空因素，並採取相應的對策。如消費稅的徵收由生産環節轉移至消費環節後，對生産環節的企業來説，由於減少資金佔用，對企業就是利好。另外，企業可通過資産重組降低稅負水準。

　　解決住有所居是調控中政府職責
　　目前正在進行的共有産權住宅建設的試點，可能成為解決中低收入群體住有所居問題的新途徑

　　談及稅收在房地産調控中的作用，許善達説，房地産政策，跟稅收有密切的關聯。高層對房地産的調控思路發生了較大變化，過去，對房地産的調控都是以抑制房地産價格過快地上漲，讓房地産價格回歸正常的水準為目標，現在則是以建立長效調控機制為目標。

　　那麼，在房地産調控中政府的職責是什麼？對此，許善達認為，幫助低收入群體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這一調整目前從兩會總理的報告和當前住建部和財政部工作安排中體現出來了，這次兩會上總理沒有提到加強房地産的調控，住建部不再考核各地的房價。”許善達説，房地産稅不再擴大試點地區，而將研究房地産稅收的立法問題。

　　許善達建議將房地産稅的大部分收入留給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另一方面，也可以減輕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共有産權住宅建設可能成為解決中低收入群體住有所居的問題的新途徑。”許善達説，目前正在包括成都在內的6個城市進行共有産權住宅建設的試點，這是值得推行的一種保障性住房建設模式。

　　許善達表示，政府用一部分的支出用於居民的共有産權上，這是屬於民生類的國有資産的安排，如上海市搞了好幾年共有産權房的試點，政府出資30%，幫助居民購買房屋，部分産權是政府的。這是把國有資産虧損，需要財政買單的路封殺了，從而影響了整個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

　　新聞背景
　　財富之春全球論壇是首個以成都為永久會址的國際性財富論壇。本屆論壇倡導 “發現?創造?善待財富”，旨在促進國內外商業企業以及相關行業的聯繫與發展，探討國際商業發展與中國機會，在積極參與中國西部大開發中實現合作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