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跨境资本虽然总体上还处于净流入状态,但资本双向流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初步显现。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的量化宽松(QE)退出过程,也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去杠杆化、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其中蕴藏的风险不能不重视,需要未雨绸缪。 警惕资本外流风险 中国资本流动风险源自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而这也可以被视为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风险的延续。今年1月下旬,当美国宣布计划第二次缩减QE后,以阿根廷比索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货币市场受到重创。大规模资产抛售在阿根廷、土耳其和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再度上演,这是继2013年5-6月间新兴市场出现的第二波剧烈震荡。而今,出现在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美联储QE退出的第三波冲击犹如涟漪,一波一波向外围传递。 由于从人民币跨境贸易、人民币存款和人民币债券三个指标来衡量的离岸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因此更容易受到全球跨境资金流动的冲击,离岸人民币自然首当其冲,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跌至8个多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已经大幅减少离岸人民币头寸,并伴随着资本外流。 外汇占款下降 其实,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完全浮动汇率机制加剧了风险的暴露。亚洲金融危机就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相关。在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动下,上世纪80~90年代正是全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高峰时期。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大力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建立完善的资本管制防火墙,尤其是对资本流出的管理过于宽松,特别是那些外债比例高、经常账户赤字较大,且外汇储备匮乏的国家遭受犹如银行挤兑一样的“宏观挤兑”,直至导致金融危机。 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以及汇率稳定性三个目标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如果要满足其中的两个,就必然要放弃一个。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实际上就是满足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但直接冲击了一个国家的汇率和货币市场。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日均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只有2%是因贸易和国际投资引起的,其他都是投机性交易。这些投机资本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现过度反应,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不可逆的正反馈机制。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乃至大宗商品价格与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无一例外都有跨境资本的“兴风作浪”。 征收托宾税 笔者认为,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金融格局的转变,防范跨境资本冲击风险仍是未来的主要政策方向。近两年,短期投机资本以及人民币套利风潮兴起积累了大量的风险,货币当局要对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汇率波动加强管理,密切关注人民币贬值影响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避免资产价格的断崖式下跌和资本大量外流,应考虑征收托宾税,加强资本流动安全预警机制。 从国际范围看,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共同应对新一轮风险冲击。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除了须提前做好相关政策预案之外,应该深化区域金融合作,联手应对美联储政策退出以及全球货币金融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新冲击,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等亚洲金融稳定协议的构建。应建立自我管理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来实现清迈倡议多边化,即相关国家可承诺向该基金投入一定金额的储备资金,加快构筑区域金融安全网,切实维护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稳定。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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