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已失衡 非改不可

　　“财政支出上须调整　先生产后生活模式”
　　东方早报：支出方面我们能否有所作为？
　　高培勇：目前，支出的两个问题都是“硬骨头”：一个问题是控制规模，就是对于财政支出的规模控制，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

　　两件事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就是规模，近些年增长速度较快，而且，这还是在我们对规模的迅速扩张有所警惕的条件下出现的增长；第二就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上，它越来越向政府一方倾斜。这里说的分配讲的是国民收入的增量分配。比如，去年是51万亿元的GDP，今年是56万亿元的GDP，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将近5万亿元左右，这5万亿元的分配会出现的结果是：向政府一方倾斜，而不向居民一方倾斜。

　　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会发现控制政府支出是非常困难的，但还是有两种办法：一是减，二是稳。别再像以前增得那么快了—控制增幅和增量，而不是控制既有的存量，这是目前能有所作为的一件事。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它的目标，叫“稳定税负”。很多人仅把稳定税负理解为稳定税收的负担，实际上稳定税负背后的潜台词是稳定政府支出。

　　另外一个线索，就是优化结构或叫调整结构。结构调整方向是什么呢？增加民生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性质的这类支出。中国的支出历来是以经济建设支出为主体的，我们总是先生产，后生活；先经济建设，后社会发展。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需要调整这方面的问题，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的预算报告　不细致不够具体”
　　东方早报：说到预算，每年两会总有代表委员在抱怨说“看不懂”。
　　高培勇：这确实是事实。但同时也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可能没有多少人真正想去看懂。倘若人大代表对于预算的关注度、对于审批预算的积极性达到相对充分的程度，便会倒逼财政部门提供能看得懂的预算报告的改革行动。

　　当然，目前有关预算的供给也有问题，目前的预算报告严格说来是预算政策报告，它还不够细致，不够具体。

　　东方早报：怎样改变预算这种情况？
　　高培勇：比如，要细化，要满足人大代表审批预算的需要，别让人大代表只是把握今年开支重点是什么，今年预算收入分配有几方面的原则，今年是重民生、轻建设等，这都是政策领域的事情，别把预算报告写成预算政策报告。

　　还如，需要改理念、改方向。比如，2010年就宣布全部的政府收支都进入预算了。但实际上，如果用可不可以审批、能不能统筹这两大尺子去衡量的话，就会发现这不是一回事了，它只是外表光鲜，实际上里面潜藏着很多不规范的东西。比如政府性基金预算，表面上说报给人大了，实际上报给人大的预算，是不需要经过人大的批准程序就可以动用的。人大审批的只是公众财政预算。比如每年的财政收入，当说到去年财政收入12.9万亿元时，指的只是公众财政预算，没有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也没包括社保、国资经营预算等。

　　因此，能不能把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进行到底，是考验政府的政治魄力和政治勇气。

　　“中央和地方政府　收支安排脱节失衡”
　　东方早报：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呢？
　　高培勇：第四个方面，就是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对于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目前社会上的微词颇多，但给出的判断往往不得要领。不得要领的原因就是不够专业。比如，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中央政府集中了将近60%的财力，但80%的职能是地方政府去履行的。也就是说，钱拿走了，事让地方政府办。实际上这个说法很不专业，你试想这怎么才能运行下去呢？

　　东方早报：问题主要在哪里？
　　高培勇：其实，重要的问题在于收支安排之间的脱节和失衡，就是不平衡。

　　比如，在中央财政的支出里，它取得收入只有30%留给自己，70%是转给地方的，手里6万亿元，自己花了不足2万亿元，4万多亿元要转出去，收支两者间不匹配。

　　在地方财政那里，其收入的将近50%要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只有50%多一点的收入是自己组织征收的，收支之间也颇不均衡。试想，收入总额11万亿元，自己组织的收入只有6万亿元，剩下的钱要从中央那里拿，其收支怎么能不脱节？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东方早报：怎么可以让中央和地方“不打架”呢？
　　高培勇：出路就是分税制。我们本来就是要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但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分税制走了样。

　　分税是各自有各自的领域，这一块是地方税，那一块是中央税，另一块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各耕各的田，各收各的庄稼，这是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没能让地方政府自己过上自己的日子，而是总得眼睛向上，“跑部钱进”，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有相当一部分收入要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就意味着，它得跟中央财政常走动。所以，得把转移支付通过规范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