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策层降低宏观税负的新战略

　　2.企业所得税

　　关于企业所得税，我们主要提了这么几个建议，首先是企业的研发支出。发达国家税前按照研发支出可以抵扣150%以上，最高可以抵扣300%，就是说花100万研发，税前给你300万扣除，减轻研发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这个力度比我们大得多，我们现在经济转型就是要增加我们产品的技术含量，所以建议国家企业所得税对于研发税前扣除的比例能够提高，这相当于政府对企业搞研发的重大支持。

　　其次，提高企业的折旧率。折旧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回收投资成本。折旧率提高说明我们政府允许企业能够比较快、比较早地回收你的投资成本。发达国家一直在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现在技术的进步非常快，比如一个手机，物理上坏不了，但是在技术上，更新换代非常快。我们过去大部分折旧率还是按照物理折旧算的，如果能够让企业按照技术折旧速度来确定折旧率，让企业能够尽早回收投资成本，更新设备，这样才能不断地发展。

　　3.社保费用

　　我们国家社保缴费率偏高，这是全社会的共识。

　　现在是每个省份统筹，省里要是收不抵支，由省财政拨一部分钱补助，有的省自己补助还不够，中央再补助拿一部分钱。

　　年初国务院把缴费率由原来的45%降到40%，各地一律不能再增加，有结余的省份还可以降低。全国有很大差异，广东、浙江25%，但是辽宁、黑龙江还要40%，不但40%，还有一些类似取暖费之类的职工福利还是企业负责，没有交给社保。这个差距就影响了劳动力成本。

　　所以我们研究院提出要划转国有资本来补社保的缺口，降低缴费率并实现全国统筹。今年前不久国务院发了文件，要求所有的国有资本划10%给社保，这次划的社保就是准备要实施降低缴费率的政策，但是现在只说划还没有说降低，因为划了以后划的资本回报率等等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实践、探索，看有没有能力降低、怎么降低。全国统筹就更要晚一点，能和降低缴费率同时出现就不容易了。

　　4.住房问题

　　住房的房价已经成为企业劳动力成本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华为，华为是非常优秀的企业，但是深圳房价上涨太快了，所以华为的劳动力成本要求上升，华为用的都是中高档劳动力，这已经影响到华为的经营。

　　所以它把下面机构搬到东莞松山湖，那边土地便宜，能降低劳动力成本。住房价格表面和企业成本无关，但是事实上已经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推进共有产权房。比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可以出70%价格买房拥有70%产权，政府给他出30%拥有30%产权，多少年后他想要卖房子，70%归个人，30%归政府，这相当于股权投资的概念，减轻了买房子的财务压力。

　　5.个人所得税

　　这里主要指的是工薪个人所得税。高科技企业要聘请特别优秀的人才，工资都比较高。如果100万年薪，社保、个人所得税算下来，相当于一半的钱职工得，一半的钱交给政府，这说明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偏高。

　　所以我们建议工薪的个人所得税也要降低一点边际税率，减少几个维度，扩大幅度，再提高一点扣除标准。看上去是减轻个人负担，实际还是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我们想这几个措施都能够使用的话：增值税的留抵税款问题、企业所得税折旧率问题和研发的抵扣问题、社保的问题、住房共有产权房的政策、工薪个人所得税。

　　虽然我们认为要改的内容很多，但是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如果这几个优先来改的话，我想对企业的竞争力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同时也是完成政治局进一步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议可以优先考虑的措施，这一点我们已经写过报告。

　　在特朗普减税之前

　　中央已经做出了前瞻性决策

　　特朗普的税制改革立法过程完成了，我觉得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上，我们一些专家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以为他的很多政策是信口开河根本实现不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现在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加税的已经有好几项了。过去美国对外国商品实现反倾销反补贴都是由相关利益受损企业提出诉讼，然后美国政府展开反倾销调查。但是特朗普当总统之后不用企业申请，由商务部直接调查，哪些商品属于倾销就把税加上。

　　最近特朗普来中国签了2500多亿的合同，都是企业和企业签的，政府什么都没有签。他一回去就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来我们设想双方讨价还价，一步一步谈判，但是这个路子对特朗普不太行得通。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领导人做出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策是有前瞻性的，我们是去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做的决定，那时候特朗普还没有当总统。

　　所以我们现在按照俞正声主席的讲话，我们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落实政治局决议，不是因为你美国减税我中国才减税，现在美国减税日本说要减税、法国说要减税等等。

　　中国不是的，我们决策层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现在是按照中国企业现在的竞争能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做出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完成，这是决策层根据中国的情况和世界局势做出的有前瞻性的决定。

　　特朗普的减税，我认为也给我们增加了压力，全球化以后税制首先要能够保证你的经济体有竞争能力，你的经济萎缩了，能源必然萎缩，想调节差距就谈不上了。

　　里根总统减税促进了美国IT业的发展，如果这次特朗普减税引起美国资金回流，推动美国高科技重大发展，这个成功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如何使得我们经济转型，在科技创新上占据优势，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挑战。

　　所以在应对特朗普减税上，我们要在执行政治局决议上加快一点速度，加大一点力度，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