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税收的仁政解读

在春秋图霸、战国争雄的舞台上，新兴的“士”阶层也在以他们的“百家争鸣”和择主而侍表达着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多重诉求。可在地盘才是硬道理、管用才是真学问的浮躁义理下，标举“礼”、“仁”的儒家一派，时常陷于四处碰壁的尴尬境地。同样是作为诸侯间的竞争手段，以迅速崛起甚至称霸为目的的各类变法，无一例外地为“霸道”、“纵横术”、“诡道”等各类“术”所充斥。那些自承“寡人有疾”并好勇、好货、好色的君主，却似乎很少会给孔孟的王道、仁政以一席之地。而就是在这样“迂远而阔于事情”的指斥中，一代代执着而自信的儒生，仍然坚持着把他们那些观念、理念甚至信念发展成为历数千年而不朽的“显学”。
 

在儒学被奉为中华经义正朔的过程中，“亚圣”孟轲的作用可圈可点。他在诸多方面本于孔子而又突破孔子，使儒学的张力不仅大有增进，而且最大限度地贴近了孔子曾经投以许多偏见的“小人”。正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让他的“仁政”之论，具有了相当的道德色彩、技术含量和实践基础。而构成他“仁政”学说重要一翼的税收思想，也在税收根据、税源涵养、税收限度、税收征纳关系等方面，成为自成一体且言之成理的理论旁枝。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二者只在一念之间。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有趣的是，孟子将诸侯间就民心的争夺具体地着落于税收的竞争。他举出了当年周文王以“王政”击败商纣王“暴政”的实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然后他又从理论上论证了低税兴国的可能性：“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继而又就国家的五件大事提出了自己的强国假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当“民”这种生产要素、兵源要素、役源要素、税源要素乐于为王所用，对于那些“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以致“陷溺其民”的彼国，“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如何才能确保民乐于因爱国而战、因爱国而税呢？孟子又提出了他的“恒产”论作为涵养税源的正道。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要想百姓因有恒产而具恒心，赋予他们一定的产权是必须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详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还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人民有了自己的产权，国家还要保护这些产权。孟子极力强调“经界”的严肃性：“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当人民安居乐业之时，政府收入便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孟子将这称为“善政得民财”。具体说来就是：“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可是，要达成君民和谐的境界，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孟子警告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过度的税收干扰更应该避免。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在当时小国寡民的状态下，这样的观点尽管偏激，却也符合常情。他还举出先贤孔子的故事：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耐人寻味的是，孟子还具体地提出了“仁政”的税率标准：“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也许就是从他开始，“什一税”成为儒家税收观的一个显见旗帜。

可是，是不是税率越低越好呢？孟子也不同意牺牲国家的正常需要而一味地追求减负。他把某个标榜二十取一的人称为“貉道”：“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就这样，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笃信“以德行仁者王”的孟轲，从魏国到齐国，从邹邑到稷下，以其当仁不让的士者风骨，从税收这种敏感之事入手，尽情地拓展着他的仁政之学，并最终以博大仁者的形象，定格于后人的衷心。

初稿于2011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