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策、房地产、资本市场……20位学者专家最新发声

　　谈新兴产业发展

　　杨斌：新能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力量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表示，当今全球科技版图中，新能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力量。它们不仅在各自领域内展现出了强大的增长力，更是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未来科技与产业的格局。清华大学在这两个领域始终坚持前瞻性布局、系统性谋划，力争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保持在前列。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人工智能教学和科研的单位之一，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应用创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2018年以来，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布局，先后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和智能产业研究院等机构，积极推动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清华将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解决方案。

　　林毅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林毅夫表示，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说，要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最重要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必须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必须不断涌现。

　　林毅夫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技等新兴产业，我国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而跟其他国家比我国有人才、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较为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优势等。

　　他举例说，软件方面，美国现在下载量最大的四个软件都是中国企业拥有的。比如TikTok，拼多多在美国的TUME，像快时尚的希音SHEIN和剪映。从硬件来看，“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最高产量也不到3万辆、濒临破产。2019年到中国来投资，2020年就生产了48万辆，让特斯拉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变成现在市值最大汽车公司”。

　　“另外，我国电动汽车、无人机、太阳能板、锂电池等的发展，表明我们在新兴产业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来。”林毅夫说，在传统产业上面，我们也有不少实现了国际领先，如高铁、家电和船舶制造等。

　　不过，林毅夫也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各地要因地制宜，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把各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经济发达、资本丰富、人才多的中西部中心可以在新兴产业上下功夫。而对于中西部其他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于传统产业，可以多利用人工智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等方式将当地产业从追赶型产业发展为领先型产业。

　　“从长期来讲，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之下，把优势发挥出来，经济就一定能够继续维持中高速的增长。”林毅夫说。

　　朱光耀：数字经济是贸易发展新趋势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当前全球经贸关系远不如疫情之前，经济增长对于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减弱，这提示我们，全球要回到多边合作的轨道上，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回到通过沟通磋商来解决现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对于中国来说，从外部环境看，朱光耀谈到，在产业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四个基本对华制约的框架已经形成。一是为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出台了《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等，通过这些政策来看，全球最大的产业补贴发生在美国。二是严格出口管制，对包括高新技术、芯片在内的技术对华出口实行严格限制，打压相关中国企业。三是通过高额关税制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发展。四是千方百计地做“盟友”工作。

　　朱光耀表示，基于当前的外部环境，除了推动各方回到多边合作的轨道，中国还需要发展新型生产力，实现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数字经济对贸易的贡献在提升。

　　刘世锦：中国一大批低碳绿色产业崛起超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今年是“双碳目标”提出的第4年，最重要的进展是中国一大批低碳绿色产业快速崛起。“这是超预期的。”刘世锦说。

　　在他看来，当前实现“双碳目标”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国际政治变动可能影响“双碳目标”的稳定性，需要有战略定力和价值观的坚持。

　　二是产业发展目标的调整。站在企业角度、行业角度，现阶段要快速扩大规模，稳定市场，才能降低成本。这些企业和产业既然超出预期地“生”出来了，行业发展目标就要调整。

　　三是解决供需矛盾。在刘世锦看来，从扩大需求出发，需要把降碳目标量化地逐级落实，明确责任。“这件事情需要抓紧做。”此外，部分产能还得“出海”，需要统筹国内国外，平衡好供给和需求。

　　谈资本市场

　　田轩：一揽子政策对A股情绪带动作用明显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三大金融管理部门重磅发声，涵盖降准、降息、降存量放贷利率，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各类工具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通过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以及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的操作新增8000亿元资金投入股市。

　　从之前的限制资金流入到股市，到如今的这些资金只能买股票，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央行直接向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紧接着是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几个不寻常将这一轮市场的热情推向高潮。

　　“最近一系列政策方向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田轩说，A股这种扶摇而上如何才能真正转变为鲲鹏万里，宏观政策该如何保持政策效能?不仅帮助经济从短期的困境中平安脱身，更重要的是助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成功完成经济高质量增长转型，有许多非常多的关键问题都值得我们将目光抽离出火热的当下，冷静地思考、讨论和研讨。

　　李迅雷：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市值不够大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新能源行业发展将对我国资本市场影响巨大。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已经与美国接近，但大的全球龙头企业非常少。

　　“(国内资本市场上)能够成为全球第一的跟能源相关的仅有2家。”李迅雷说，但更多国内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市值还没有足够大，但是产能、销售额已经实现了领先。这一方面反映出产业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了全球对于新能源需求非常巨大。今后在产能总体过剩的情况下，行业分化是必然，“强者恒强，优胜劣汰”。

　　李迅雷建议，政府应该出台系统方案，完善新能源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支持，更加精细化进行引导和管理，能够以行业龙头为主地打造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这也将对消费促进有帮助。

　　沈建光：资本市场对原始创新有重要支持作用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在追赶时期，我国的“举国体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当竞争转为“原始创新”时，资本市场就变得非常关键，需要风险投资发挥作用。

　　“过去18年，全球PE/VC、本土PE/VC在资本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沈建光举例说：“我们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当时做电商又去搞物流，绝对是创新，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模式，资本市场大部分也不看好，只有一两家看好、投了，结果成功了。”

　　沈建光说，很多创新是事先没办法预测的，资本市场要去适应它，全社会也要对企业家、对资本秉持宽容态度。

　　缪延亮：呼吁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

　　应对当前募投管退的挑战，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缪延亮提出三方面建议。

　　他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扩大长钱投资。缪延亮表示：“养老金、保险、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是创新投资的重要来源，但需要一个制度环境来支持其长期投资。比如加长考核周期、放宽投资限制、提高监管的包容性等。”同时，他还建议更好利用政府资金，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放大资金的杠杆效应。

　　缪延亮呼吁，畅通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他指出，目前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比较单一，应鼓励开展二级基金如S基金，并开展更多的并购措施。这样不仅可以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更多的退出渠道，还可以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最后，他强调了加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建议加大反欺诈惩罚力度，提高投资者的保护水平，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