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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覆盖所有行业之后，服务贸易类企业购买商务辅助服务、部分金融服务和生活服务都能够获得进项税额，可以增加服务贸易企业的进项抵扣。此外，所有企业日常经营中涉及的不动产购入或者租赁等，如果能够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可以按照规定抵扣进项。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后，也有助于改善所有行业增值税遵从的环境，供应商将价格上涨和增值税发票挂钩等不规范的行为将大大减少。 因此，服务贸易类企业是存在进项抵扣的，且全面推开营改增扩大了服务贸易类企业可以获得的进项抵扣范围。当然，每个企业实际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受其是否能从客户处收取销项税和是否能取得进项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的双重影响。从这个层面上说，每个企业都需积极与其客户和供应商商谈，以达到因营改增获益的目的。 李俊：在营改增背景下，利用外部企业资源发展更广更深的分工网络的服贸类企业，相对而言更具有税收优势。完全自主完成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企业则相对不利。因此，部分服贸类企业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并不奇怪。企业要适应或调整在营改增环境下的经营模式，提高企业经营的正规化、高端化水平，积极规划自己的经营行业。同时，企业要积极寻求社会化分工协作完成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扩大采购范围，加大采购力度，增加抵扣金额。 营改增能否缩小中国服贸逆差？ 国际商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服务贸易加速发展，2015年进出口总额达7130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也在快速攀升，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2014年的服务贸易逆差是全球逆差排名第二的德国的3倍。目前，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为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营改增的全面推广能否有助于缩小我国服贸逆差？ 沈瑛华：旅游、运输和建筑占服务净出口比重较大，从近几年出境游的火爆程度就可见一斑。交通运输业在2012年已经开始营改增试点，旅游业和建筑业今年5月1日被纳入营改增体系。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广，旅游和建筑业的服务贸易逆差可能缩小。 营改增给多种类型的出口服务提供了零税率的优惠，例如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设计服务、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流程管理服务、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和转让技术。增值税零税率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企业在无须缴纳销项税额的同时，对应的进项税额还能获得抵扣，甚至可以获得退税。 在境外提供的旅游服务、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服务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对于经营出口旅游服务和建筑服务的企业而言也是优惠政策。所以，增值税税制的完善和出口服务优惠政策的落地，有利于企业从事对外服务贸易，从某种程度上讲有利于缩小我国服务贸易逆差。 李俊：对服务进口而言，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广，对服务进口也应征收相应的增值税，这与货物贸易进口一致。与此前对服务进口普遍征收的营业税相比，对服务进口征收的增值税普遍有所提高，从而降低了进口服务在国内的竞争力，会对服务进口产生部分抑制作用。 对服务出口而言，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广，为全面实施服务出口零税率政策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出口，有效调动了服务贸易出口企业为境外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贸易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广，服务进口税负有所增加，服务出口零税收有利于扩大出口，有利于缩小我国服务贸易逆差。 多方发力将服贸痛点一一击破 国际商报：除了税负外，要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缩小服务贸易逆差，还有哪些问题待解？政府还应在哪些方面着力？ 金世和：目前，我国已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互联化等高科技为特色的服务经济年代，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缩小服务贸易逆差，除了降低成本、优化管理、提高技术、创建品牌外，还应创新发展理念、运营模式、体制机制。 首先是创新发展理念。创新产业生态链，企业应尽快适应由市场驱动向驱动市场过渡的产业生态链。创新发展战略，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战略思维。创新客户关系，建立“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保护、发展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次是创新运营模式。判断营运模式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对企业有否可持续、可获利的内部结构和战略合作伙伴。创新融合模式，服务贸易的最大特点是如何融合其他产业共同发展。智能化、数字化、互联化导致了企业必须从自身的内部资源到整合外部资源，融合其他产业才是最好的发展途径。从纵向产业链向横向价值链的整合，“能整合资源者得天下”。创新交易模式，构建平台型经济企业模式的探索，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联动与融合，最终实现服务产品交易的互联化。 最后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政府监管机制，坚持“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及“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保护”。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国际化中高端人才的培养机制，创建科学、有效的国际服务贸易中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东西部联动机制，培育产业均衡发展，鼓励尽快建立服务贸易一线城市的溢出与中西部二三线城市潜能的有效发挥和对接的新机制。 李俊：除了税负外，加快服务贸易发展还应在以下四方面着力。 一是体制机制建设。要以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为契机，探索全国范围的促进服务贸易整体发展的体制机制。比如，如何利用国家服务贸易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促进机制。 二是形成政策体系。目前，我国还未形成成熟的、统一的服务贸易扶持政策体系。要探索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通关便利化政策、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 三是打造中国服务品牌。中国在主要服务业领域缺乏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领军型企业，中国服务品牌还不够响亮。要以建立重点服务贸易企业联系制度为抓手，在不同服务领域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能代表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服务业跨国公司。 四是打造统计体系。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统计制度落后，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家底摸不清，服务贸易数据难以发挥服务决策的作用。为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统计，从服务行业、所在地区、国别、企业所有制性质等方面不断细化完善服务贸易收支统计。另一方面，商务系统应建立以服务贸易企业直报数据为基础的服务贸易全口径统计数据。 王晓红：当前，服务业税负过重、价值链位于中低端、服务品质不高、服务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仍是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服务业税负过重导致成本过高，严重影响了企业竞争力；创新能力不强则导致服务贸易长期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高技术含量的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技术、研发设计、文化创意等服务出口规模小，企业竞争力不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贸易强国的战略机遇期，关键是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贸易价值链向高端攀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来源于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为此，应通过税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和成本，增加创新投入，不断创造新的、高质量的服务供给，提高中国服务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服务品质提高了，才能做到优质优价，使中国服务具有国际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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