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财税渐进式改革行动表明确

　　稳定税负，税收有增有减
　　《21世纪》：决定提出要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什么是现代财政制度？

　　高培勇：现代财政制度，跟公共财政制度是同一个概念。具体而言，包含政府收入、政府支出、预算管理、政府间关系这四个层面的问题。

　　从1994年分税制税改的原则，“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上，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财税体制的大致模式。

　　比如，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体系，应该在规范的法制环境中运行，政府收入怎么收，收多少，要先立法，再征收。政府支出方面，财政收入应该占国民收入中多大比例，该怎么花钱，花多少，需要有相应的规范。

　　收入和支出对接的载体是预算制度，怎么编制预算，预算需要有审批的法定程序，人大作为立法机构，哪些收入该审，哪些不审，走什么程序，也都要有相应规范。政府间层级的关系，各级政府都要有相应职责，事权财权如何划分，也需要规定清楚。

　　《21世纪》：能解释一下决定中深化财税改革的24字指导原则吗？

　　高培勇：明确事权，要求全面深化财税改革，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梳理清楚，在事权界定明晰，并有与之相匹配的财权财力，向着理想化的目标跨进。

　　稳定税负，主要针对目前政府收支规模。我国财政收支占GDP22%，但全部政府支出超过30%。若用前一个指标代表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并不算高；但后一个指标，若结合我国财政管理的现状，就有些偏高了。

　　因此，有必要控制政府的支出，从而控制宏观税负水平。从专业分析的角度来讲，财政支出是减不了的，只能控制它的增幅。一个比较稳妥的提法，不是减少支出，而是控制支出。

　　改革税制，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税收制度主要解决税收负担的分配。目前我国税收分配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间接税在全部税收占大头，这意味着我国基本是按消费的支出状况来分配税负，可能的结果是收入低的人承担税收负担的大部分，收入高的人负担小部分。 因此，决定中提到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第二个特征是企业缴纳税负占大头，达90%以上。大量税收来自于企业，这就存在一个税收转嫁的过程，使得税负的最终归宿难以把握。

　　完善立法，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财政收支的法制化。这要求税收制度、财政收入制度、支出的安排等，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

　　透明预算，预算制度必须公开透明的，背后还隐含着预算必须要全面规范，这要求把所有政府收支，都纳入统一规范的办法中进行管理。

　　提升效率，既意味着提升整个财政收支管理的效率，也意味着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要提高政府支出效率，挖掘内部潜力。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高效率的基础上，来扩大服务规模，提升服务质量。

　　《21世纪》：有关税制改革中，具体包括房地产税的立法开征，还有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以及营改增等。这些税制调整，与“稳定税负”是什么关系？新税种的开征，是否会加重民众负担？

　　高培勇：在这次决定中，对于增值税的改革，明确未来将适当简化税率。当下制造业的增值税有17%和13%两档税率；营改增后，为适应服务业的特征，增加了11%和6%这两档低档税率。现在整个增值税有四档税率，比较复杂。

　　当营改增推广到所有行业时，会进一步简化税率，这个税率肯定不会从低档税率往高档调，只会从高档往低档调，这么一来，将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

　　我们曾经做过测算，若在现有“1+7”行业里全面实现营改增，大致每年会减税3000亿元；如果所有服务业行业都试行营改增，减税规模可能扩展到4000-5000亿元；若进一步简化税率，将标准税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可能带来2000亿元的减税规模。

　　立法开征房地产税，是将房地产税打造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税源。因为营改增，带来中央地方重大关系的调整；又因为这个关系的调整，会催生新一轮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的安排。

　　税制的改革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它不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结构性的调整是需要的：降低某些人的税负，降低某些行业税负。这恰恰是改革的目标，按照公平税负的原则来改革税制，自然带有利益格局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