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思路应来自陷阱破解

　　8、美元陷阱
　　美元陷阱是我国3.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带来的增值困难与贬值风险难题。1996年，麦肯锡发表的《无疆界市场》就明确指出：“美国拥有独特的储备货币地位，可以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轻易解决其严重的债务问题。美国所有债务皆以美元计价，美元本身就是世界储备货币，它随时可以制造通胀摆脱债务。”

　　解决中国外储困境的根本办法是减少外储。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外汇集中起来，本身就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做法。外汇储备投资中的效率损失是惊人的，而且当外汇储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可投资的资产选择就变得非常少。

　　解决外汇储备的长远办法，首先是藏富于民，通过民间来进行多重目的、多重策略、多重资产种类的投资活动，通过民间个体来分散单一策略及标准所带来的投资风险，提高回报。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要以市场供需为准则，具有更大的弹性。唯有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年涨一万亿所带来的投资上的尴尬。

　　从长远来讲，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使国际收支更加均衡，是必须的。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年暴涨一万亿美元，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这对中国并不是好事。它使国内流动性暴涨，制造出国内资产泡沫；同时也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在海外投资带来了麻烦，因为买什么什么贵，想卖什么什么便宜，还不敢卖，也卖不掉。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正确的选择，步子不妨迈得大一些。人民币国际化步子一大，又有可能导入金融风险，如果没有战略性决策，畏缩不前，什么也干不成。

　　9、捧杀陷阱
　　捧杀陷阱是指国际是各种针对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各种“吹棒”与“唱衰”中国，“中国超美成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威胁论”等多种多样的世界舆论，以及美国为首的破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与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2014年4月, BBC推出纪录片《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再次预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各种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钓鱼岛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发展环境。

　　已经有人在国际场合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跃入发达国家之列，全球传媒广告巨头WPP集团总裁马丁·索雷尔甚至说：“我们应当除去中国"发展中"和"新兴"这样的字眼”。发达国家此种论调到底是何用心？韩国人均GDP早就超过1万美元，还被称作“新兴国家”，中国只占世界经济总量8.5%，人均收入更是排到世界第100名左右，怎么就被觊觎摘去“新兴经济体”的帽子，值得我们警惕。

　　其实，在经济总量上中国虽然登上世界第二高位，但在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目标还非常遥远，其硬实力还相差很远；在软实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以上的努力。许多情况下的“吹棒”与“唱衰”大多不怀好意的，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化解恶化了的发展环境。

　　成长中的中国，经济规模和总量越大，面临的内外矛盾就越多，治理起来也更复杂。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期和阵痛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个时候，我们万万不可落入西方国家“捧杀”的陷阱。

　　10、民主陷阱
　　民主陷阱是指国民的民主政治诉求导致社会政治动荡，直接影响国家富强与人民生活改善进程止步或出现倒退现象。西方的民主道路经历了漫长过程，其社会建设大体先于民主进程，其民主进程又继续推进社会建设。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民主进程，则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即首先依靠一个权威的“发展型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政府再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建设，为政治宽容和民主化创造条件。

　　中国和世界上现在的政治讨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对立：民主与专制。西方所谓民主概念是一个很晚近才出现的词，démocratie（法语），拉丁语这个词也要到14世纪才出现，到18世纪启蒙世纪成为重要的政治概念。它的对立面不是专制，而是aristocratie（贵族制度），而贵族制度跟专制没有任何关系。

　　欧洲的贵族制是封建制度（这里又是一个翻译埋下的超级大坑—封建是非专制的，封建的制度是权力分散），这个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完全不同，一方面是统治集团都是血缘继承，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由血缘分裂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出生定义的贵族，一部分是出生定义的农奴和平民。这是西欧中世纪政治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程度很低，跟专制完全扯不上。只有法国在路易十四之后才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而中国古代皇权，只有皇帝一人是血缘继承，而其他人是靠竞争（科举和选拔）；第二，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皇权是政治中心。

　　因此，所谓démocratie与aristocraie最大的区别和对立，不是什么专制、选举，而是权力来源是不是血缘关系，中国在唐代就在社会层面基本打碎了血缘控制，除了皇帝一人，其他人的血缘都不能保证家族永远掌握权力。而西欧是通过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革命完成这一过程。

　　一党制与贵族制是有根本区别的，一党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拔制度，不存在血缘继承。家族在其中会起到一定的荫庇作用，但是没有继承的合法性，中央领导（常委级别）没有一个是血缘继承的。而且是任期制，十年时间最多。基本上有点像是现代化的禅让制。禅让的根本精神其实也就是民主。

　　相反，号称民主的印度，虽然是选票制度，但是尼赫鲁和甘地家族长期把持国家政治，印度自独立以来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掌管在尼赫鲁—甘地家族手中，他们两家人吃饭的餐桌可以看成前总理、总理、部长和议员组成的国务会议。这其实是aristocratie通过选票工具的延续。因此，虽然印度政治从理论上可以和平通向民主，但是它现在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

　　民主的根本不等于选票，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能否向全体国民开放，领导人不是家族控制和血缘世袭。其对立面也不是所谓专制，而是世袭制。中国共产党的远期目标也是民主，但是什么样的民主需讨论和社会实践。从近35年中国大陆的发展看，从台湾式的民主、香港的民主实践都不是最好的民主形式。但实行现有的这种制度反而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这样或那样很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但切不可以民主为口号，搞乱整个社会。在社会稳定富裕的状态下，再讨论民主、实践民主不迟。

　　苏联解体后，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埃及与乌克兰因民主政治纷争，反而使民族分裂。任何国家和地区政治纷争是永远存在的，采用什么手段让最好的政治实体或政治人物执政，是人类社会管理科学、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不能用政治纷争代替经济发展，两者要相互促进，用政治代替发展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在中国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发展，政治民主还不是我们的第一需要，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来自外力的干预与围堵情况下。因此，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两万美元以上，城市化、工业化尚没有完成之前，我们的最佳选择是暂时不要奢求政治民主了。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应按党中央的步署，有序地展开，具体问题，采取具体的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多种潜在陷阱时，以民主的思想来思考，缓矛盾，减小差距，疏导民意，压制冲突，在民主的基础建设中解决潜在的陷阱问题。如通过限制公权利、把公权“关进笼子”的思路，反对各种不公、特权、黑金、公权私用、行贿受贿等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成为我国民主的开端，是件好事，一定要把14亿人口大国搞乱、搞分裂，搞得民不聊生，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反对的。

　　结论：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是针对社会贫困而推行的，好改的，能一改见效的都改了，当时觉得有难度的项目都留下来了，现在要改的东西很多，难度很大，但我们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通道，再不针对问题扎实改、真的革自己的命，一旦掉入陷阱，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减退，国家必须动用财政、税收政策了。

　　2014年5月4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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