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年龄来了——中国老龄化报告2024

2）消费增速下降，消费结构趋于“老化”。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高、平均消费倾向低，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低、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导致经济中消费的比重上升，但由于社会整体消费活力下降，消费增速会趋于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49.3%增至55.7%，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从15.5%降至6.1%（2019-2023年均值增速）。

分结构看，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偏好不同，年轻人偏爱汽车等耐用品，中年人偏好子女教育，老年人对医疗保健需求旺盛。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的烟酒消费支出减少、医疗保障支出增加；同时，地产产业链等相关传统行业需求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3年我国居民食品烟酒、衣着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下降1.4和2.2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1.3、0.3和2.3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增幅最大。

3）投资风险偏好下降，资产配置倾向保本保收益，投资活力下降。随着人口年龄增加，个体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呈现先高后低的变化。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储蓄先增加再减少，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储蓄率也将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在储蓄积累期，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进入储蓄消耗期，整体投资将偏向保守，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逐步下降。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FS），40岁以下、40岁到60岁、60岁以上年龄段人口对高风险资产偏好比重分别为18%、6%、4%，随着年龄增加，对高风险资产偏好逐渐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整体风险投资偏好也将下降，2011-2019年高风险投资偏好由6%下降至3%。

4）扶老比攀升，老化指数加剧，养老负担加重。老化指数即老少比，是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0-14岁人口数之比，可以反映人口老化的程度。2023年我国人口老化指数94%，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2030年、2050年老化指数分别为153%、314.8%。扶老比即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1982年以来，我国扶老比逐渐增加，至2023年，我国扶老比攀升至22.5%，意味着目前平均5名年轻人要抚养1位老人。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至2030中国扶老比将为27.3%，至2050年中国扶老比52.4%，届时平均每2位年轻人要抚养1位老人，养老负担明显加重。此外，除了沉重的养老负担外，对于新生儿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是年轻人的一大负担之一，“上有老下有小”，年轻人“两头承压”，这也是阻碍年轻人生育的原因之一，较低的生育意愿又会反过来影响劳动人口规模，进而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5）养老金支柱的代际压力较大，累计结余或将耗尽。随着我国第二次婴儿潮主力进入离退休阶段，养老金供养比将面临下降趋势。2010-2022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口从0.63亿增至1.36亿人，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供养比由3.2降至2.7，即平均两个职工供养一个退休人员。离退休人口规模扩增，加大养老金支付压力。过去在人口年龄结构均衡的情况下，养老金收支体系能够发挥良好的养老保障功能，但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作为养老金筹集来源的劳动力规模持续缩减，而支取需求的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养老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收支缺口，威胁公共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出现在2028年，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6）社会活力不足，创新力被削弱。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知识和经验逐渐积累，创新基础和能力会变强；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加到老龄阶段，人的认知能力可能下降、身体机能可能老化，不利于开展创新活动。所以，年龄与创新力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倒“U”型的，随着年龄增长，创新活力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另外，由于不同年龄人口对公共资源的占用额度不同，如果社会上老年人口过多，则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因此会挤压部分用于科研创新的公共资金，削弱社会整体创新能力。

4 国际视角：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灰犀牛”之一，全球层面看，老龄化不可避免且持续加深，预计2038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超14%、2070年占比超20%。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人口从2005年开始进入7%的老龄化，2015年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个百分点增至0.2个百分点，2022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达7.8亿人，占比约9.8%，其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9.2%、11.6%、8.1%、3.2%。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计到2038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超14%、进入深度老龄化，预计207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比超20%、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

具体国家看，各地老龄化程度与速度不尽相同，且少子化会加速老龄化进程。从老龄化程度看，摩纳哥、日本、意大利是老龄化程度前三的高收入经济体，2022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35.9%、29.9%、24.1%，均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从老龄化速度看，中国、日本、韩国的老龄化速度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更快，从7%到14%，中日韩分别用约21、24、18年，而西方高收入国家用了超过40年；从14%到20%，中日韩分别用11、11、7年，而西方高收入国家超20年。主要原因是中国过去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日本、韩国过去也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由此带来的生育率的大幅下滑加速了人口结构转型，使老龄化进程加快。

OECD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引进移民带来了年轻劳动力、但存在移民融合问题，提振生育主要取决于生育支持的力度，完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延迟退休等减轻养老金支付的代际负担。在补充劳动力方面，主要通过引进移民、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提振生育水平来补充现有和未来的劳动力，养老金体系方面，完善多支柱养老体系，建立养老金与老龄化挂钩机制，减轻养老金支付的代际负担。

第一，引进移民，引入年轻劳动力，但移民融合问题仍需重视。根据OECD数据，2022年OECD国家新增永久移民数量610万、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的永久移民人口占据前四，分别为104.8万人、64.1万人、52.1万人、47.2万人。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的永久移民人最少，不足1万人。根据OECD发布的《2023年国际移民展望》，许多国家通过提高移民工人配额来缓解劳动力短缺，比如加拿大在最新移民计划中增加移民目标，意大利和挪威增加外籍工人配额，美国的H-2B计划（非农业类临时工作签证）数量创新高，斯洛伐克简化了劳动移民程序。也有部分国家增加了低技能移民的门槛，比如瑞典、澳大利亚提高了最低工资要求。

对于迁入国来说，移民可以提供年轻劳动力供给、高技术移民能够提高创新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补充。但是如果单个移民所创造的收入难以覆盖其所花费的公共支出，会加重财政负担。此外，大量移民也会带来文化融合的冲突，成为社会治理问题，所以推动移民融合也很重要。可以通过语言和职业培训帮助移民人群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和工作习惯；通过简化移民认证系统、提高数字化和线上化比例减轻移民相关的行政负担等。

第二，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真金白银补贴减轻生育养育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家庭-工作平衡提振生育意愿。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四个方面。一方面，真金白银的生育补贴对提振生育率有效。数据显示，2019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重约2.29%，其中法国2019年家庭现金福利开支占比为3.44%，总和生育率为1.83；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56%，总和生育率垫底。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男女平等与产假、兴建普惠性托育机构、促进就业平等，能够促进女性家庭-工作平衡，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详见泽平宏观《中国生育报告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