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于2017年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
主要发言嘉宾主题:
吴敬琏:批改革执行不力,钢铁产能越去越多
刘世锦:谈城镇化,人口是挡不住的 有人愿意来是好事
李稻葵:股民的产权最得不到保护
黄益平:必须释放风险 政府总有兜不住的一天
李扬:中国应对危机没有章法
管涛:中国经济陷入了滞胀
完整会议纪要:
吴敬琏:批改革执行不力,钢铁产能越去越多
第一点意见,回顾一下去年的工作。我们在去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里我插一句,对于三去一降一补,有人把它说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另外一种说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我是比较同意第二种说法的。
从它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去年我们在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三去一降一补”的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那么显著,甚至“去杠杆”方面,不但没有去,而且杠杆率有所提高。这就使得最近一次政协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系统性的风险在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强”,或者用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说的话叫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点意见,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够快、不够实。我这里讲的结构性改革,不是结构调整,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框架结构的改革。因为结构性改革推进的不够快和不够实,就使得市场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能通过激励创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第三点意见,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他总有办法绕过这个行政命令。比如最近发表的关于钢铁业去年实际业绩的报告就告诉我们,去钢铁产能,不但产能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我们大概从2亿吨产能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到现在11亿吨,越去越多。另外产量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五年实现压缩粗钢产能1.5亿吨,16年压缩指标4500万吨,但实际上钢铁产能是增加了,粗钢产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钢产量增加了1.2%。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缩产能和降低产量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要按照指标来压缩,它往往变成压缩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业,而低效的企业并没有压缩,这种情况用行政指标是难以解决的。
第四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我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出的论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2016年年初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五中全会决定的研讨班上,习总书记也是这样来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的,他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要求的体制,用这样一个体制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这样就是一个有效率的调整。
最后一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发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有关“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齐备了,这些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是执行上,比较婉转的说,还不够得力。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使得这些决定、这些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实,这就能够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
比如说去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文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而且他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实际,能够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许多问题。
比如它提出了平等保护,要改变过去那种分等级保护的状况,所以要求在立法上废止按照所有制的不同类型所制定的市场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专项清理。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加大对非公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这就涉及到立法部门的工作了。
另外一个涉及到司法部门的工作,坚持有错必究,抓紧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企业家缺乏信心,他造成了比如说外汇资本流失等等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举措。
另外,还跟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有关,应该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观念深入人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这样一个文件在执行上我们应该要花更大的力气,使它真正的落地。谢谢。
刘世锦谈城镇化:人口是挡不住的 有人愿意来是好事
最近两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东西部地区在衰退,人也在减少,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其他一些大的都市圈在加速成长,人员包括资源都比较密集。像过去一年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和这个是有关的,对这样一个变化怎么看?
总的来讲,还是符合中国城镇化到目前这样一个阶段的规律,其实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讲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和大都市圈的要素聚集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现在已有的城市化发展的思路、战略、政策,不少方面与这种趋势要求是相矛盾、相背离的。
比如我们一线大城市一直采取用挡的办法,限制人口的办法,从几百万到了一千多万,现在到了两千多万,其实这个挡不住,是节节后退。问题的实质,你是承认并顺应还是不承认抗拒,已经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规律。
你看一下现在咱们有些城市人口在大量的流失,有人愿意到你这个城市来,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估计若干年以后,各个城市都是要争人的。现在确实到了反思已有城市化政策的时候了,但是现在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什么呢?北京等一线城市已经过度拥堵,城市病已经很突出了,怎么办?这里面实际涉及到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
我想讲一个基本的观点。应该由目前各种功能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域这样一个结构,转变为城市核心区加上大批的小城镇,优势产业支撑,快速轨道交通连接,高水平公共服务均衡配置的城市网络,朝这样一个城市结构转变。我稍微说具体一点,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比如北京在二十到五十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建成几十个小镇,大概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然后你把北京这些科研、教育、媒体,特别是我们的央企总部可以过去,形成一大批大学城、科研城,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装备制造、军工等这些小镇,是有产业支撑的,央企可以去,民企可以去,有战略支撑的等等都可以聚集在这些小镇上。这样的话,到那个地方去,住房可以更宽敞,生活成本可以下降,环境可以更好一点,至少比今天的天气要好。而且各位要进城,有高铁,到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二十分钟就来了,其实生活质量是在提升的。这样一个城市网络,我概括为五个特点,第一就是大的城市结构应该是核心区+大批小城镇,也就是大集中,小分散。第二个就是有产业,这个小镇是有产业支撑的,职住结合,工作和居住基本是一体化的,减少流动。包容性发展,不能再驱散中低端人口,中低端人口走了以后,高端人口过不下去的。还有轨道交通连接,还有绿色低碳,如果我们形成这样的城市网络结构,聚集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就从人口来讲,你再增加一千万也没问题,甚至可以增加更多。现在我们讲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其实有很大一块,你可以预期今后我估计几年的时间之内,大都市圈的这种网络的形成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应该是排在前面重要的增长来源。
要做这件事,实际是城市结构这样一个转化、转变,实际是相当难的。这事一旦做起来的话,你会碰到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理念政策和体制上的束缚。要做几件事情,我们这个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步还是解放思想。现在这个观念的问题变起来很难,但是必须要变。特别是我们城市的决策者这个观念要变,思路、政策要变。包括城市规划的方法应该相应的调整。第二就是今天讨论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个事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三中全会把大的方向已经定了,问题是如何落地。另外我想说一下,在这方面改革推不动,有人有一种理由,要保护农民利益。其实恰恰你是把市场放开以后,才能真正的显示出农民的利益,然后再加以保护、发展。第三就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机制应该有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服务业首先对外开放,然后对内开放。我们搞城市化,我特别强调包容性发展,不仅是高端人士要有用武之地,作为中低端人才,更应该给他们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谢谢。
李稻葵:股民的产权最得不到保护
李稻葵:刚刚前几位发言谈到产权的保护,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产权保护的形势有一点变化。有一个群体他们的产权事实上没有得到认真的保护,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涉及的人群多达一亿人口,二十多万亿的资产,股民散户,散户的产权没有得到保护,这就说到产权的本质是什么?去年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两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位说我8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深受影响,哈特理论贡献的出发点就是产权的本质是剩余的控制权。
在你合同中间可以跟别人签走了合同里面没有讲清楚的,讲不清楚的情况下,谁有最后的控制权?根据这个观察,这是他从法律上做了很多的法律案例,最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的推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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