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财产权信托不宜纳入资管增值税征税范围

比如，在资金信托中，最常见的两类信托是贷款类信托和投资类信托。在贷款类信托中，A公司(集合投资者)是将资金交给信托计划（即购入信托计划份额），由信托计划以信托公司名义给B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即信托计划和B公司之间存在贷款合同关系。因此，B公司根据贷款合同向信托计划支付的就是贷款利息。而信托计划向A公司(集合投资者)兑付的只是信托投资收益。此时，根据140号文和56号文的规定，信托计划取得的B公司支付的利息，由信托计划管理人信托公司按3%缴纳增值税并向B公司开具利息发票，即符合交易的实质，也便于操作。

在投资类信托中，A公司(集合投资者)将资金购入信托计划，最终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是以信托公司自己开设的信托账户进行的投资，投资收益首先是反应在信托计划层面，最终信托计划也是以兑付信托收益的形式向A公司(集合投资者)支付的。因此，此时140号文和56号文以信托计划的管理人信托公司作为投资业务的增值税纳税人也是合理的，且便于税收征管。

比如位于西安的A公司通过当地的B商业银行给同样位于西安的C公司发放了一个委托贷款，然后A公司将这笔委贷资管委托一家上海的信托公司设立一个财产权信托计划，将委托贷款的资产委托给这家信托公司管理。后期，C公司支付的利息先进入信托计划账户，然后信托计划再将受益支付给A公司。

这个财产权信托和我们上面看到的贷款类资金信托在法律关系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财产权信托下，首先A公司和C公司存在一个委托贷款的合同法律关系，A公司只是将这笔贷款资管委托信托计划为期进行管理。此时，信托计划和C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贷款的法律合同关系。而信托计划收到C公司支付的信息本质上和委贷中，商业银行收到C公司利息一样，他们只是代为收取管理后，仍然要转付给信托计划的受益人的（当然我们案例是一个委托人和受益人一致的自益信托）。

因此，在财产权信托中，贷款法律合同关系只是存在于A公司和C公司之间。此时，信托计划收到的利息只是基于为委托人管理财产的目的代为收取利息，并代为转付给委托人或受益人。此时，如果56号文规定，这部分利息由信托计划的管理人信托公司来缴纳增值税，让信托公司开票，则完全不符合交易的法律实质。此时，A公司当地税务局肯定不同意，C公司当地税务局对于其取得的信托公司开具的利息发票能否税前扣除也会有不同意见，因为C公司和信托计划之间没有任何贷款合同关系。所以，我们将财产权信托纳入资管增值税征税范围，会对上下游企业产生一系列的麻烦，也不符合交易的法律实质。

如果我们把刚才上面那个财产权信托案例进一步扩展，就是A首先将一笔委托贷款的资产发起设立一个财产权信托计划，委托人和受益人都是A公司。然后，A公司将该财产权信托的受益权再转让给第三方的另一个投资者或集合投资者（具体如何转受金融监管规定制约）。那这样的的操作安排就又不仅仅是财产权信托问题了，而属于类似于56号文所列举的类资产支持计划的范畴。对于这样的资产支持计划在资管56号文下又该如何处理就更加复杂了。这个问题要结合ABS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李卫平在《中国税务报》写的《资产证券化增值税规定须更明确》已经有所分析。当然，如果要把资产证券化增值税问题搞清楚，相关方会计处理的探讨也不可避免，安永合伙人范勋的《资产证券化常见会计问题的正解和误解》也值得借鉴，这些就有待后面专门做详细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