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得税之父”的悲哀与荣光

1936年7月1日，财政部直接税筹备处成立，专司所得税、遗产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高任主任4。其中第一组（组长宁恩承）主管营利事业所得税有关征收事宜，第二组（组长张萃）主管薪给报酬所得税和和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事宜5。之后成立的直接税署，也以高秉坊为第一任署长，且一当就是十年，直到他被陈果夫集团构陷入狱。

高秉坊之于所得税的推进有声有色。在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新所得稅条例并決议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后，他与宁恩承等人所办的税训班也为这项新税准备了一批干练的新人，他还主张“廉、能、勤、毅”的税务人员风范，强调建立起长官与学员互信、工作人员之间互信的“二信”6，要求对立税制税风税训三大基础并重7的税务形象，讲究学校之风、军队之风、宗教之风和家庭之风的四风8，并设计了稽征税款与经收税款分离的作法，以此体现“新税新人新精神”，努力改变人们心目中“无吏不污”的印象，纠正相关典籍如《大学》、《圣经》中对税收从业者的偏见9。高秉坊坊任人唯才的风格，可从因读到地政学院的张淼和南开大学的崔敬伯的文章而迭电相邀的事例中可见一斑10。在物色并任命了梁敬錞（上海）、翁之墉（江苏）、张淼（浙江）、区兆荣（广东）、黄钟岳（广西）、唐敢（湖南）、王世鼐（贵州）、张鞠斯（云南）、孙伯琦（西安）、宁恩承（湖北）等一干人马并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录用并培训了三千名35岁以下的经济、财政、会计等专科大学毕业生和六千名25岁以下的高中生11后，所得税在中国大地上正式推开。与战后经济和税收形势的严峻相映衬，所得税制度的有效性一经创办就发挥出来。本属贫困地区的西南和西北大后方正是依托所得税等新税为前方战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财力支持。章士钊在答辩词中谓：“高秉坊手创直接税，十年惨淡经营，为国家迭增收入，由500万增至年75亿元以上。其蔚为国税大宗，并非莫之致而自致”12。这便使得高秉坊赢得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七月一日：直接税节。

为嘉奖所得税署在为抗日战争的生死存亡之秋作出的重大贡献，国民政府做出了一个破天荒之举：规定每年的7月1日为“直接税节”。以一个专业税类命名节日并举办庆祝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是税收工作的光荣，更是所得税之父高秉坊的尊崇。高秉坊本人也对这个“直接税节”甚是看重，并以“七一老人”自号。即使是在狱中，高秉坊仍然在享受着这个节日给予他的尊崇，“三年来每逢七一节（直接税开办节日），辄承旧友契好，赐函慰问，且捐廉俸，助余生计”13。高秉坊恭逢其时，大任系于斯人，成为中国所得税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因此而跃上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高峰。

然则也正是主持所得税期间的一些耿直作为，高秉坊得罪了CC系并被以“跋扈、舞弊、營商、榨取”等罪名起诉，纵是当时名流章士钊作出“计其时大小官吏靡不贪，独此署长为山东博山人，衣履不整，齐气甚重，而贸贸然以‘税新人新精神新’相标榜，与天下共指目为阴贼险狠之CC派为敌，号曰不贪，不可能假”14的辩护仍然不能阻挡其被投入狱中。直到1949年11月，八一军旗已经迫近重庆，高秉坊才被国民政府释放出狱。正是在这噩梦过后的满天霞光里，高秉坊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七月一日。

1950年夏，高秉坊应共和国之邀参加新中国的税收工作，到驻武汉的中南税务管理局工作。在该局所编内部公报《中南税务》第一卷创刊号上，他读到了一段让自己悲喜交加的文字：高秉坊先生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反动派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七月一日来本局襄办税政。与崔敬伯、朱偰、马寅初、丁贵堂等脱胎于旧体制中的财税专业人士一样，所得税之父高秉坊在新的政权中又找到了自己发挥余热的广阔天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传递之功，共和国在第一时间里便继承了国民政府在税收领域的一切文化遗产，包括在中国还属于初创期的所得税。而对所得税有缔造之功并在战中将直接税的收入份额占到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抵得上因沿海口岸沦陷的关税损失”15的“七一老人”高秉坊，也正因为其在国共两党的税收机构中都有薪火之功，才更加当之无愧其“中国所得税之父”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