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得税之父”的悲哀与荣光

也许就是一种宿命，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和一些特定的日期莫名其妙的结缘。比如毛泽东，有多个九月九日都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日子。而对被后人称为“中国所得税之父”的高秉坊而言，七月一日也是这样的日子。

所得税在中国从酝酿到开征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晚清制定所得税条例、民国三年修订此条例、民国七年设立所得税筹备处、民国九年推行一年并收得一万多元税款，到宋子文主财时期筹划所得税再受挫折，公众对于这样一个肯定会加重百姓们已经不堪重负的税收负担的新税种很不感冒。可高秉坊终于获得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1934年，当战争的阴云已经从东北吹到华北的上空，国人的抗战热情正在空前地高涨着。在这样一力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背景下出台一种在国际背景下也确实多发于战争状态的新税，可谓生逢其时。

初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正欲大有作为的高秉坊，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认识了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时任华北四省统税局长的宁恩承。宁氏既有关于税收、会计的系统知识同时又有着丰富的税收实践经验，比之于当时主要是在理论上见长的马寅初、朱偰等人以及主要是在辩才上出众的卫挺生、陈长衡等人，更富于实际操作上的才干。并非财税出身（1919年自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科毕业1）的高秉坊如获至宝，终于在后来宁氏退出正处在是非之地的华北而来到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就任一个闲职委员时将其罗入帐下。后来颁行的《所得税暂行条例》，便脱胎于宁氏所拟二十三条大纲2。就此而论，真正的“中国直接税之父”似乎应该是宁恩承才是，可一如当年真正的“厘祖”即厘金创议者是钱江，可这称号最终还是被接纳并推动厘金施行的雷以諴所得是一样的道理。在另一份材料中，又称所得税条例草案为王世鼐、关吉玉、张淼所拟定，而后由宁恩承等拟定细则3。

自从高秉坊与中国的所得税扯上了关系，七月一日这个日子，就成了高秉坊的“光荣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