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营改增”，如何确保税负不增

经济维稳，税制改革必先启动。

在上海先行局部试点四年多之后，“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终于进入全速推进阶段——3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案，明确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

此次“营改增”的全面推开，不仅将原先在上海局部试点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这两项，全面扩大为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在内的四项，而且从审议通过到正式实施的时间之紧，亦是极为少见，短短43天时间必须完成（5月1日正式实施）。

“营改增”全速推进意义重大，堪称财税领域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最大动作。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强化财税体系中央集中统筹的同时，其时仅以增值税取代了生产税（限生产加工领域），而当下已是近乎全面取代营业税（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这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其实也相对降低了税收系统的征税成本。

“营改增”全面推开所覆盖行业的大幅增加、正式实施倒计时式的紧凑推进，这些均明确透露出，决策层已将“营改增”作为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通过对企业税收的实质性减负，以相对提升企业的赢利能力、并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从而达到稳企业、稳经济、继而稳就业的多重效果。而为了达此成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可谓作出了巨大“牺牲”，因为这意味着企业税负减轻规模可能将高达5000多亿元，也正因为此，今年财政赤字预算比2015年增加了5600亿元，并不惜将赤字率上升到3%的警戒线。

我们必须承认，“营改增”确实是有助于当前我国经济维稳的重要举措。但是，从财政一盘棋的角度，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之当下，“营改增”的全面推开，才仅仅迈开了整体税制改革的第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在回答这一命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误解，一直以来，许多人总认为税负越低越好，历史上“轻税薄赋”所对应的也大抵是昌明时代，但是，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伴随着财政对社会保障性支出的大幅递增，短期内降低税负、乃至不惜提高赤字率以维稳经济，这诚然是可行的、也是不得不行的，而中长期却难以持续，因为一国财政支出如果一直大于财政收入，这同样会产生通胀上升、货币贬值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这也是希腊为什么会破产、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为什么会逐渐加税的原因所在。所以，从更具系统性的思维出发，税制改革应该有一个整体方略，而在这个整体方略中，当下“营改增”的全面推开还仅是我国整体税制改革的第一步。

当下“营改增”的全面推开，有其经济现状的必然性，在经济增速持续探底之下，这是基于短期经济维稳的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中长期供给侧改革提供一个缓冲区间，以避免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窘境。

税制改革从来没有静止不变的最佳方案，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是为了扭转其时地方征税权力过大、甚而导致地方投资冲动难以抑制之势，当前全速推进“营改增”，是为了对冲经济持续下行的风险。而在“营改增”即将正式实施之际，沿着税制改革配合经济变迁这一逻辑，可以预期，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以及新税种的增加，行将不久或将均会逐渐推出。

要知道，“营改增”的全面推开，同时也意味着地方税源的进一步减少，一直以来，营收税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增值税却是中央分大头的共享税。这在地方财政债务率严重高企、而中央财政债务率相对均衡之下，伴随着“营改增”对地方税源的进一步收窄，本已“财权过轻、事权过重”的地方政府必然难以为继。故而，为了避免未来地方债务率的进一步加剧，在强化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同时，未来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格局有可能会进行调整，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共享税，均有可能大幅向地方财政倾斜。

此外，在渡过短期需求侧管理维稳经济之后，面对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性支出，增加一些新税种以平衡我国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亦将成为税制改革的大趋势，这不仅是发达经济体税制改革的通例，而且也是中长期供给侧改革的必经之路。

当然，未来可能新增的税种，必须是基于减少贫富差距这一前提下的，亦即是有利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而言，包括房产税等财产税的扩容、以及遗产税的征收，未来均将成为整体税制改革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