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征得的三百万两银子,悉数用于征剿一位叫做努尔哈赤的建州人。这一年,自觉羽毛丰满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的似是而非的理由向明朝宣战,并直接危及明王朝在辽东和辽西的政治存在。为解除这种肘腋之患,用于征辽的各方兵将集中了九边中的精英。光是总兵一级的人物,便有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秉忠、李光荣等。而且,负责全权规划此次行动的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杨镐还特意调蓟门、宣州、大同、山东等地以及朝鲜军、叶赫军云集辽东,一支实际参战八万余人的拼凑之军竟号称四十七万大军。表面上看来,明廷此番不仅兴师动众郑重其事,而且大有毕其功于一役、孤注一掷、灭此朝食的气象。
可这些辛苦集结的、数目可观的辽饷和将士,终将要在一个叫做“萨尔浒”的地方,灰飞烟灭。在水土不服、地形不利的“地利”和皇上昏庸、主帅平庸、将帅不和、兵无斗志、兵器参差、不知己不知彼等“人和”方面的重大弱项外,杨镐选择在严冬二三月开战,又是一个利于北人而大不利南人的恶劣“天时”。尤其糟糕的更在于,这一年恰是已经十分寒冷的明末“小冰河期”(LittleIceAge)中极为寒冷的一个冬天。如此的天寒对作战造成的恶劣影响,从这次战争中拥有了重大杀伤性武器的明军反而损失了四万多人而主要依靠骑兵和马刀的后金军仅仅损失了二百多人便可以得知。天寒地冻,任是火炮都被冻掉了炮膛、打湿了炮捻。此一优势一失,便只好依赖于并不擅长的步战与马战了。在萨尔浒山、界凡城、吉林崖、勺琴山、尚间崖、斐芬山、阿布里达岗,后金八旗面对杜松、马林、刘綎在红衣大炮这种高端装备形同废铁后的短兵相接,便无疑于砍瓜切菜般的屠杀。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四路出兵后,三月初一杜松军全军覆没,“血流成渠”;三月初二、初三马林军“死者漫山遍野”;三月初四刘綎“力竭而死”,明军与朝鲜军或降或灭。就是在这个严冬的五天时间里,大明的诸多百战之将和精锐之师殒命于萨尔浒周遭的山野之间,阴魂久久难散久久难安,终化做“拜刘川”、“磕头松”、“男人树”的一处处景致,诉说着那一个严冬里猝然遭逢的绝命击杀。可这严冬却必将成为后金及清朝历代皇帝沾沾自喜的资本。康熙吟道:“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麾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乾隆更是喜形于色: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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