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北美相比,中国楼市的平衡更脆弱。一是中国楼市库存巨大,我们多次指出,仅仅商品房的库存就可能接近50亿平米,7亿平米的待售面积不能作为库存指标。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可能需要5年左右才能使库存回归大致正常。二是尽管中国金融体系幸运地没有遭受房地产衍生金融产品的困扰,但涉房金融体量也不小,估计占金融业资产余额的约20%,楼市去库存和防控金融风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三是中国楼市冷热不均严重。和家电服装打折会引发购物热情不同,几乎没有人会在房价下跌时持续买入房产。目前一二线城市的升温,并不意味着三四线城市也能顺利去库存,局部地区楼市的烂尾看似难以避免。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作为全球泡沫的中国楼市泡沫,是维持平衡还是打破它?如果在增长见底,信心增长和库存去化有起色之前,我们需要为击穿楼市泡沫付出什么? 第四,当我们义无反顾地改革房地产税制时,政策目标究竟是加速去库存?还是努力平抑房价?这是需要格外小心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近年来呈现出典型的泥腿子过河,粗线条勾勒,试了再说的莽汉气质。例如“营改增”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从生产环节而非增值和所得环节汲取税收的冲动,对根治地方争项目,扩产能的强烈冲动有裨益,但也使地方政府再度丧失重要税源,服务业的营改增尤其粗疏,谁能说清出租型公寓应该缴纳的税率?再例如地方存量债务置换,本意和效果上对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的燃眉之急居功至伟,但其手法仍然是行政摊派式,且看起来缺乏事前和事中的部门协调。如此财税改革在未来社保体系改革,中央地方事权财力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方面会遭遇更大挑战。房地产税政策也同样如此,其政策目标究竟是什么? 如果是为去库存,那么大约5年内房地产税制急剧改变的条件很难具备。如果是为努力平抑房价,那么几乎任何直指房价的政策都可能是缘木求鱼的。中国高房价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是支撑大城市高房价的是不断流入的人才和财富,原因在于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就业、科技、教育、医疗等环境差异过大,根源则在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迟缓。二是中国房价中,地价和税费含量过高,建安和人工成本已不是关键。2005年以来房地产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地方财政。三是持续廉价货币冲击下,在实体经济盈利艰难、科技创新步履蹒跚时,大量流动性持续涌入地产。四是中国确实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进程,人口的迁徙和集中推动了城市核心区房价。房价是诸因之果,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和底层不满,房地产税若在去库存未有起色时登台,其作用很可能是制造更多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待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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