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大量存在:因政府所得税体系失灵

现行财税体系已无法应对问题
从支出角度分析，由于失业保险给浮标准过低，起不到衰退时期帮助失业者、稳定消费、防治经济螺旋式下滑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个人所得税都是工薪税，起不到调节作用。我们的税收体系没有办法将富人的钱挖出来，也没有办法将穷人垫起来，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了，没有工具。这样的安排给经济波动的预防调控、收入分配的改善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都带来了负面影响。所以调整央地关系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中央政府并没有纳税人的信息，如果各个地方退税给本地，很可能税收成本本地担负，其他地方收益。因为退税未必会用于本地消费，等于拿自己的财政成本刺激其他地方的经济。所以这样的事情不应该由地方政府做，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进行收入分配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效率，所以必须是中央政府干。
 
现行制度安排也不利于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如果地方污染治理很严格，标准很高，可能企业就跑掉了，所以环保局交给地方政府肯定不行，环保系统垂直是有必要性的。至于社保，是全国统一的，通过转移支付的调整，哪里花钱都一样。但目前很多城市户口的外地人在广东，他们走了之后，事实上交的社保带不走，最典型的是东莞。地方政府运转养老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很多问题。
 
最后一点，目前政府的核心执政基础设施匮乏。党和政府治理国家、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需要适当的工具和基础设施，比如调节收入分配需要遗产税和赠予税。我国著名的例子就是全国性骗保，不仅中国有，美国、日本也有。还有就是低保，村里真正的穷人拿不到，拿到的多是村干部的亲戚朋友，虽然不是很普遍，但肯定存在。美国花了35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人现在不可能逃税，因为有社会保障号。这在收入分配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系统。
 
相对于富二代，穷二代的问题更严重。很多人觉得收入差异是市场分化和个人的竞争能力决定的。这有道理，但更需要知道的是，未来你的生活水平、劳动力水平不仅取决于你的能力，也取决于周围人的能力，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而现在我们对最穷的人太不关心了，这是比遗产税和赠予税还重要的事。普遍有效的扶贫经验是帮助小孩，而不是帮助父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投资教育。过去十多年中国的中小学重新布局，小学合并。山西减少了88%的学校，河南省减少得更多。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已非常困难，这势必会产生更多的穷二代。富二代是政府机制失灵，穷二代是政府更大的失灵。从效率角度而言，关心穷人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因为未来他可能是你的同事或雇员。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学校，结果可能要建更多的监狱。解决穷二代，需要有专门的福利工具，但是现在也没有。
 
改革财政制度必须重建治理逻辑
总体而言，现行的财政制度已达不到财政体系的四重目标了，必须改革。要治理污染，必须有新税种，全世界的历史经验表明，税收是除了管制之外非常有效的手段。要想改善收入分配，需要遗产税、赠予税和非常有效的所得税，降低基尼系数并非目的，我们的目标是隔断贫困的继承性。贫困县是最糟糕的制度，资金到了贫困县，但并没有到最贫困的人那里。如何找到真正的穷人，这是亟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还要促进经济增长，应对经济波动，总税收不能再增加了。我们总的原则，其实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比较清楚，就是稳定宏观税负，在这个过程中，税收收入结构调整、支出结构调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调整。
 
首先就是完成营改增，将增值税的现行税率从17%降到9%。政府收入下降后怎么办？两个新税种可以尝试弥补--环境税和遗产与赠予税。如果不减税就没有增加税收的正义，增加税收被反对就是天经地义的。房地产税我本质是不看好的，其实物业费就是房地产税，取之于地用之于地。房地产税想变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不现实，凡是房地产税基很大的地方不缺钱，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凡是缺钱的地方，房地产税基又很小。
 
其次要优化支出，对付宏观波动，自动稳定器非常重要，失业保险必须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失业保险支出占G D P比重需要从“十一五”期间的0 .07%提升到0 .5%。为了改善收入分配，还必须大幅度提高城乡低保的补助标准。现在城市低保全国最好的地方就是浙江诸暨，每个月576块钱，但是较低的地方也确实存在。为了改善收入分配，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要建立全国性的儿童补助。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强大有效、负责任的中央政府。全世界越现代的国家、越强大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越强大的中央政府。要想改善收入分配，地方政府是做不到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支出责任中央政府要担负，污染治理也要由中央负责。还要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号码和污染信息系统，打造执政基础设施。
 
总之，现行的财政制度与其要实现的基本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围绕这四个目标，要相互妥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也需要往前走。 (南都评论记者 李靖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