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列举+兜底”规定对实践多发的逃税、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等行为方式予以明确，精准打击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全面规定危害税收征管犯罪14个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使得惩治税收征管犯罪有法可依;对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涉税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统一裁判标准;细化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的从宽处罚规定，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罪数问题、共同犯罪认定、单位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刑行衔接问题都做出了细致规定，可谓内容全面、亮点突出。

《涉税犯罪司法解释》针对《刑法》第201条关于逃税罪中提到的“欺骗、隐瞒手段”和“不申报”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对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比例计算进行了明确。《涉税犯罪司法解释》首次将阴阳合同、虚报专项附加扣除、骗取税收优惠等情形明确列入逃税行为，体现了司法机关对逃税罪打击的力度和决心，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高质量发展。

企业之间相互拆借资金，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短期的资金缺口问题，提升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融资方式。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关联企业之间无偿借贷行为涉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税务风险。

企业税收风险无处不在，这就要求我们纳税人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要树立税收风险的意识，对于一些复杂事项要及时与专业人士进行沟通交流，避免不必要的税收风险，实现企业税收利益最大化。

本文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在园区搭建享受财政返还贸易链条的动因出发，解析此种业务模式下的涉税风险，并进一步提出税务合规建议，供企业参考。

此次新发布的司法解释对于“如实代开”的认定其实有收紧的迹象，因为第十条第三项明确“对依法不能抵扣税款的业务”从没有实际业务的第三方取得发票属于虚开的情形。至于是否构成虚开犯罪，最终还是要判断是否造成税款损失。

当前危害税收征管类犯罪的14个罪名中，案发最多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据两高“涉税犯罪司法解释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余双彪的通报，全国检察机关近五年来办理的涉税案件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占到91.9%，其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占到80%左右，并且实践中法律适用争议最多的也是这个罪名，因而涉税新解释的出台对司法实践影响最大的也是第十条、第十一条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量刑的内容。

202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3月20日起实施。《解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涉税犯罪14个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具体规定。

合并和增减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情形、取消“虚构已税货物出口事实为目的”的前提规定、查明虚开的重要性提升、提高骗税入罪门槛、时限提前以补税争取量刑降档、中介提供帮助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罚的规定、删除骗取出口退税罪与虚开罪的两罪关系处理规定。

企业判断自身潜在刑事指控风险的核心因素包括是否被公告欠税、是否在被公告欠税后未履行报告义务以及是否被税务机关以涉嫌转移隐匿财产为由进行税务检查乃至处罚。当企业面临这些风险情形时，应当要审慎防范和处置刑事责任风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继续加大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打击力度，统一案件裁判标准，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有力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支撑和服务。

建筑安装企业应增强发票风险防范意识，建立统一的合同签订、采购和收付结算制度，确保“货物、劳务及应税服务流”“资金流”“发票流”一致。应建立本企业内部的成本体系和经济指标，包括工程利润率、项目税负率、人材机比率、施工进度比率和预算差异率等，做好数据分析比对，及时防控涉税风险。

近年来，国家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的力度不断加大，监管广度不断拓展，监管深度不断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下的情报交换、数据共享、联合惩戒也将成为趋势。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一经查实，将给医药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实践中，灵活用工平台常被用作企业虚开、偷税的工具，风险日益增加。有鉴于此，本文以此案为引，就灵活用工平台进项不足、常见的风险业务等问题予以讨论，以飨读者。

企业在业务流程中，如存在开票方和收款方一致、受票方与付款方不一致，付款为个人代付或其他企业代付的;建议企业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在受票方要求其他方代为支付合同款项时提供委托代付协议或加盖公章的代付说明，以证实业务的真实性，避免虚开发票的认定。

本案将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分析如何通过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方式，帮助股东做好涉税争议应对，化解股东税收风险。

2023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已经开始。为让纳税人方便、快捷、准确汇算，我们总结了年度汇算中容易出错的十三个典型问题，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讲解，帮助大家顺利完成汇算。

虚开(税款)数额、国家税款被骗数额以及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后两者概念类似，表述不同。所以实际上虚开专票犯罪数额涉及两个概念，一是虚开税额，二是国家税款损失金额。虚开税款

企业在享受阶段性增值税免征政策时，应准确区分各种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用途，如购进的是固定资产和不动产，改变用途专用或者兼用于增值税一般计税项目，其进项税额须在免征期与应税期之间准确划分、谨慎处理，避免产生涉税风险。

《公司法》修订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公司治理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很多公司长期以来在业务、财务处理方面存在瑕疵，例如股东与公司资金往来密切甚至资金混同，这些公司治理顽疾同样隐藏着严重的涉税风险。新公司法时代，股东如何做好前期税务合规管理，妥善防范涉税风险，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不进行纳税申报应包括未申报和未如实申报，未申报对应的是不缴税款，未如实申报对应的是少缴税款，这个对应关系应该符合逻辑的。

广大药企应强化依法纳税的意识，加强对企业员工的业务培训和政策宣传，通过建立有效的发票管控制度，明确发票管理的各个环节和责任人，强化财务支付控制，坚决防范一些业务人员套取企业资金进行违法利益输送的行为。

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股东对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承诺不实的，应当对注销登记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时，增强涉税风险防范意识，主动及早筛查隐患，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联系，咨询认识不清、把握不准的涉税问题，完善内部涉税管理，正确处理涉税业务，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健康发展。

非居民企业在判定其能否享受税收协定(安排)中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的优惠待遇时，往往需要先判定企业是否为该项所得的“受益所有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问题是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及司法解释确立以“虚开数额”、“其他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为主的法定量刑标准，后者在司法实践中衍生出对“国家税款”这一概念的理解及认定问题。本文筛选出150份司法判例作为分析样本，考察司法判例中关于“国家税款”的认定情况，进而从法理角度剖析司法判例认定差异悬殊的原因所在。立法与司法解释关于虚开专票罪的规则设计不足、对虚开专票罪法益保护的认识偏差、学理关于虚开专票罪性质的不同观点以及增值税全链条征管体系建设问题，导致实践中对虚开

许多贸易企业也会采取先将货物销售给享受地方政策的企业，然后再由该企业对外销售的方式，为关联企业增加业绩或者享受财政返还。实践中，许多办案机关对这些中间增加购销环节持有否定的态度，认定可能构成虚开。

刑法第205条规定虚开专票罪有三个量刑等级，第一档是虚开税额5万元的入罪标准，第二档是虚开税额50-250万元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造成税款损失30-150万元且第一审判决前无法追回)，第三档是税额250万元以上、损失150万元以上。

在对有货虚开和无货虚开进行行政责任的辨析后，会发现，能否对两者进行同一化或差别化行政责任的处理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而因涉及行政责任下的举证责任的划分以及潜在的刑事责任，实践中对两种类型虚开的税务处理和归责会更加复杂，也需结合刑事风险进行整体的应对。

扣缴制度作为我国税收征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提高征管效率、保障税款及时足额征收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中，税务机关及司法机关对于如何处理扣缴义务人的违法行为存在诸多争议，随着《公司法》的修订，涉及自然人的资本交易更为活跃，扣缴义务涉税争议更多。

(国发〔2015〕25 号)要求，适时开展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工作，严禁地方违规制定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确需新出台政策的按要求报请国务院审批，且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

在用电子税务局开具数电票的时出现的预警弹框，也被称为税务预警，应用全国增值税发票风险特征信息库、虚开发票风险指标模型和大数据运算技术，并辅以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方法，建立红、黄、蓝风险预警机制，即时监控纳税人开具发票行为，这是税务机关为了加强对纳税人的管理而采取的一项征管措施。

根据采购员提供的清单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采购产品与收购发票的信息比对不及时、不全面。同时，未对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的能耗监控，在购进的原材料、包装物、半成品等存货入库时，核算也不够仔细，这些问题都会带来一定的涉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