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法行为严重危害国家税收安全，扰乱市场秩序。虽然翟某深等人实施的配票行为有真实贸易基础，但其实质上是整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的组成部分，社会危害大，故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

虚开发票犯罪逐渐呈现团伙化、隐蔽化、信息化的趋势，如何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犯罪属性，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意见分歧，主要有行为犯说、目的犯说、结果犯说和危险犯说。从加大打击暴力虚开等虚开行为的力度，营造公平正义的营商环境角度出发，笔者根据现行规定及现实情况，结合近期查办案件，认为应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属性判定为危险犯。

有关职能部门衔接不畅。现实中，被冒名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撤销有关登记，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向法院起诉，但由于举证存在困难等原因，救济情况往往不乐观。

仔细检视小保险柜中的企业经营资料后，检查人员从中发现一份厂房转让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却不是A厂房转让的《补充协议》，而是厦门J公司购买厦门H公司B厂房时，与对方签订的转让协议。

不过，由于目前只有部分省市运行不动产司法拍卖“各付各税”机制，法院执行异地不动产仍可能存在转让方拒不配合、买受人过户困难等情况，需要各地结合实际推动解决。

将“高性能导线”“工业用高性能传输导线”“数字处理高性能卫星信号导线”“HiFi级高品质DAC音频解码器”等产品佯装成高科技产品报关出口，将黄金部件走私出境并予以销售后，再通过签订虚假合同的方式从香港回流进口被拆卸的输入板等材料，以高报价格、多报数量等欺骗手段虚增配件票价，调整配件与黄金部件的发票价格比率，使涉案产品符合“二八比例”退税政策，进而骗取出口退税。

通过分析新冠疫情前后6年的司法大数据，梳理总结出温州民营企业涉税犯罪案件存在着近年持续增长，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主，类别与经济形势相关，犯罪动机多样，罪犯文化水平低、再犯率不高，缓免刑率高，重刑率较低等特点。

针对股权投资类合伙企业聚集密度高、信息沟通少、涉税疑难多的问题，协调财政、市场监督、证监、基金业协会等部门，建立信息交流与工作联络机制，综合分析企业经营行为，提供联动服务，形成监管合力。

随后，税务人员对H公司财务人员进行细致的更正申报辅导，对企业违规列支的2.01亿元利息费用依规定作了调减处理。H公司按照税务人员的指导，对相关账目重新进行调整，调减后企业可弥补亏损额降为零。

该案所涉罪名，都是民营企业常见的犯罪，一个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个是虚开运输发票，即抵扣税款发票罪，还有一个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该三个罪名能成功无罪，对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解决涉产权案件罪与非罪的问题，特别是对改善营商环境、发展经济，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灵活机动，外围突破以点带面。本案查办过程中，面对涉案企业走逃失联，调查遇阻的不利局面，办案人员结合企业异常经营行为和案头分析确认的企业疑点，决定转换调查方向，用外围调查打开突破口。

税务人员在此次行业风险专项排查活动中发现，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日常经营中在发票开具、收入核算等方面存在行为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等多项问题。

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支付款项时应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将取得款项的纳税人应缴纳的税款代为扣缴；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按照办案程序，检查组向H医院下发《税务事项通知书》，约谈法定代表人李某和吴某等人。面对检查人员出示的翔实证据和资料，李某等人无言以对，承认相关违法事实。

再生资源行业近年爆发多起涉案标的大、波及范围广的虚开案件，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业务模式引发较大的争议。本文将首先梳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税收政策及实践困境，探讨常见经营模式下的税务风险，并重点解析40号文实施后更迭的新模式，分析其中的风险点，以供读者参考。

由于已知晓有关上游企业均为暴力虚开发票企业，检查人员对这5户皮鞋制造企业的大额银行转账信息逐笔细查，发现这些单位在向上游虚开发票企业转账前，当天均有同等额度的款项或者部分款项从本单位几名员工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进来。

广西税务局依法受理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为该案各项证据充足，违法事实清楚，贺州市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意见，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予以支持。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行为犯、危险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对此，学者提出了危险犯、目的犯和结果犯三种不同的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司法机关应当以一般的经济运行方式为根据，判断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危险(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危险)。

行政复议是在行政行为作出后启动的一种行政争议处理程序。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明确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立法目标。

骗取出口退税案件频发，且在涉案领域、骗税手段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特点，有关部门针对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打击也呈现出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如何实现有效辩护?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从犯罪主体、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犯罪数额、量刑等方面对骗取出口退税罪的主要辩点进行探析，以期为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有效辩护提供一些思路。

为核实陈某所述情况是否属实，检查人员随后联系企业前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表示，并不认识李某，而且在经营管理企业期间，从来没有为合作伙伴代管过货物。

所谓禁止抵扣利益，是指行为人的抵扣(或退税)权利，应当基于真实交易(民事行为所表现的法律形式)，对发票抬头的销售方(或其他代收税款机构)承担对应的真实缴纳税款义务(且该义务以发票作为链接和公示);否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发票抬头上的购买方不得抵扣或退税。这就是国家的禁止抵扣利益所在。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目的是尽可能为企业减税降负，让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努力渡过难关，逐步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靠钻空子骗取税收优惠的行为，自然不能被容忍，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部分个体工商户供应商系公司制供应商的投资人以及亲属为享受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而在公司制主体之外投资设立的经营主体。因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个人原因不再从事相关业务，以及经营主体超过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限额等事由会选择注销该经营部，因此个体户供应商存在“闪设闪销”的情况。

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国家退了不应该退的税，逃税罪是指纳税人应该缴的税没有缴。从概念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但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二者之间建立了联系，而司法实践中，在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判决里却又很少能看见逃税罪的身影。

产生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法律规定不一致。行政、刑事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本身的定义基本相同，但行政违法无金额要求，而刑事犯罪金额上要达到追诉标准。

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等规定，结合笔者多年工作经验总结。鉴于存在同一法律规定被不同司法人员作出不同解读的情形，所以，上述总结仅可供参考。保险起见，建议在提诉前，前往法院、检察院窗口索取详细清单，以供确定之用。

部分兼营自产与经销苗木的种植户，将外购的苗木混同自产免税苗木，一起对外销售，将外购不符合免税条件的苗木视同自产免税苗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从而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另外短时间养护再出售，是否可以作为自产自销农产品税法未明确，将会带来税企争议。

税务机关是主管税收工作的行政主体，其在征收税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相关应税行为性质的识别和判定。一方面，税务机关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应当尊重生效法律文书相关认定效力的羁束。另一方面，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实质课税原则对名实不符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认定。

骗取出口退税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属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犯罪，二者在主体要件、主观方面以及行为的欺骗性方面存在共同之处，但是两罪也有明显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常常表现为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可以说是一对孪生的犯罪。笔者将对两罪的区别与联系一一进行阐明。

对加工农产品的公司，税务机关应当重点核查这类公司购进货物是否大部分来源于某家收购农产品的公司，有无生产人员，机器设备、辅助材料、包装物、耗电量、计件工资与产能是否配比，资金流、货物流是否存在疑点。

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

你单位将货物委托给几位驾驶员运输，由于个人无法开票，你单位就通过潘**以支付7.5%的手续费的方式取得了常州裕淇运输有限公司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定性为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