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涉税犯罪案件的大数据分析

　　通过分析新冠疫情前后6年的司法大数据，梳理总结出温州民营企业涉税犯罪案件存在着近年持续增长，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主，类别与经济形势相关，犯罪动机多样，罪犯文化水平低、再犯率不高，缓免刑率高，重刑率较低等特点。此类案件趋增，既有温州民营企业大多为家族企业，缺乏有效监管，企业主文化水平低、法治意识淡薄的主观因素，也有受市场环境变化大等客观原因，还有法律对虚开、国家税款的规定不清，司法机关倾向扩大理解，法院对相关行业指导建议不足等原因。审判中应充分认识民营企业与企业主的特殊附属关系、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密切关系，积极联合行政部门维护好企业正常经营，调整法律适用标准，进一步加大刑罚轻缓化力度，探索民营企业涉税案件刑事合规全流程治理，主动将这项工作延伸至审判和执行阶段，以回应法治营商环境的时代需求。

　　目 次

　　一、司法大数据分析揭示的温州民营企业涉税案件特点

　　二、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三、民营企业涉税案件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着力推动浙江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一号改革工程”，积极发挥司法裁判服务温州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的作用，针对当地社会各界较为关注的民营企业犯罪案件，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课题组，梳理新冠疫情前后6年温州民营企业涉税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总结审判中发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提出规范和优化处置该类犯罪的对策与建议。

　　一、司法大数据分析揭示的温州民营企业涉税案件特点

　　2017年至2023年2月，浙江省温州市两级法院受理涉及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为被告单位、民营企业责任人员为被告人或与前两者为共犯的其他主体)的一审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以下简称涉税案件)共374件，判处被告人共588人;审结案件344件，判处被告人539人，涉案民营企业235家。经分析，该类案件具有以下规律或特点：

　　(一)案件占比虽小，但呈上升态势

　　2017年至2023年温州市民营企业涉税案件的各年结案数，与同年温州市一审刑事案件的年结案数分别比较，占比在0.5%～0.8%之间，结案数较少。其中，2017年民营企业涉税案件结案数仅9件，2018年、2019年增加至51件、75件，2020年结案数下降至52件，较前一年度大幅下降，但随后的2021年、2022年结案数又持续增长至75件、84件(见图1)。2023年1至2月已结案12件。从总体上看，近年来这类案件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此类犯罪事关国家税收秩序和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其后果及影响不可忽视。

　　(二)疫情因素凸显，前后3年变化明显

　　新冠疫情发生前3年即2017年至2019年，受理温州民营企业涉税案件145件、涉及198人，结案135件、判处190人。疫情发生后3年即2020年至2022年，收案217件、涉及371人，结案197件、判处330人(见图2)。以疫情发生前后3年结案总数为比较，后3年明显较多。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受疫情突发的影响，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进度受到较大影响，导致该年度结案数出现突降，但随后两年结案数恢复增长态势。

　　(三)类案罪名集中，以虚开增值税发票为主

　　刑法第三章涉及危害税收征管的罪名共14个，近6年来温州两级法院一审审结民营企业涉税犯罪的罪名涉及其中10个罪名，主要集中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该罪名案件共281件，占比达85%。次要罪名为骗取出口退税罪，共22件，占比6%。其余罪名占比均小于3%。

　　(四)行业占比分明，与当地经济正相关

　　近6年来温州民营企业涉税案件中，涉及金属材料及零件行业的占比最高，为20.49%，进出口贸易占13.20%，服饰纺织占13.01%，鞋业占12.26%，电子电器占8.03%，机械、汽车及配件、能源、工程分别占5.55%、5.02%、4.24%和4.01%，其他行业较为散见(见图4)，排名前5的行业占比达66.99%。犯罪分布的上述主要行业，与温州经济以电子、汽配、鞋业制造、贸易为主的特点相符合。2020年后温州鞋业出口受国际贸易冲突影响较大，小部分民营鞋企经营受困铤而走险，以逃避税收甚至骗取税款来弥补损失，近年来该类案件的发生也随之较多。

　　(五)犯罪时间跨度长，模式和动机多样

　　该类犯罪一般都表现出多年连续作案的特点，最长的时间跨度达到8年，还有一些企业长期通过招揽虚开增值税发票业务来牟利。此外，虚开模式和动机较为复杂，有不具备开票资格或开票条件，出于满足客户需要而从其他公司开具相应票据的;有为了粉饰经营规模，获得更高贷款额度或其他优惠政策而虚开的;有为了取得挂靠单位的工程款而虚开的;还有为了补足进销项缺口而滋生虚开故意的。

　　(六)文化程度不高，刑罚效果较好

　　在539名被告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84人，高中文化的129人，剩余的是初中及以下，犯罪主体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在上述被告人中，有前科劣迹的62人，其中有涉税前科的仅8人，占比极低，可见涉税罪犯的再犯率不高，通过刑罚能够较好地预防再犯的发生。

　　(七)非羁押性措施、缓免刑适用率高

　　涉税案件的审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率达62.26%，整体缓免率达62.76%，远高于同期温州市全部罪犯的缓刑适用率28.65%。其中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180名罪犯，缓免率高达92.22%;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自首、从犯等情节减轻处罚后，判处3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有13人。

　　(八)重刑率较低，多为3年以下

　　经生效判决确定刑罚的502名被告人中，被免予刑事处罚11人，被判处拘役3人，3年(含)以下有期徒刑323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107人，5年(含)以上有期徒刑96人，10年(含)以上有期徒刑55人，无期徒刑3人。其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数最多、占比最大，为64.34%。如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为重刑，则重刑率为19.12%。

　　(九)单位犯罪比例高，实务中争议大

　　经统计，全部案件中，直接认定单位犯罪的案件占36%。在未认定单位犯罪的案件中，被告人或辩护人对此异议较多，但大部分审理法院未予正面回应。原因较为复杂，有明显不属于单位犯罪范畴的空壳公司犯罪的，有涉案企业整体经营情况难以查清的，有公诉机关单独对责任人员或自然人共犯起诉的。而是否作为单位犯罪处理，对责任人员的处罚影响较大。如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例，认定为单位犯罪，相关责任人员将不被判处罚金，且在主刑刑期上与一般的自然人犯罪有所区别。

　　二、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一)民营企业主观原因

　　一是经营模式缺乏监管，易诱发刑事风险。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应当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治理规范、管理科学的组织机构，但在现实中，有的企业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使利益最大化，在实际经营中不断缩减机构和人员配置，从而使企业缺失应有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甚至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生意”“夫妻店”，导致企业管理人员对涉税行为不规范，且得不到合理的监督，易引发涉税类犯罪。温州家族企业较为普遍，在税务方面未建立完备的会计制度，极易形成涉税犯罪漏洞。当相关企业或人员犯罪时，往往不易在短时间内被发现。

　　二是法治意识淡薄，欠缺防范能力。在民营企业运营模式尚未完全过渡为现代化企业的阶段，实际控制人的决策能力及法治意识往往能够左右企业的发展，其对税务内部和外部风险及管理的意识和把控能力尤为关键。笔者从调研的案件中发现，很大部分民营企业实控人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着盲目从众、效仿，对自身行为性质判断不足，习惯于按照所谓“潜规则”“惯常做法”寻找商机或者意图谋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情形，这样的行为极易遭致企业损害，甚至发展为违法犯罪行为。如以建筑、制造行业中最为突出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为例，部分经营者所选取的上游供货商并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质，其交易材料或接受劳务后又需相关票据进行结算、入账、税款抵扣等，因而经营者就采取了购买发票的方法。当这类行为变得较为普遍，就容易被其他同行效仿，而行为人又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刑事法律风险，就可能构成犯罪。

　　(二)市场环境客观原因

　　虽然我国宪法已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但在现今社会中，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置于民营企业之上的观念仍然存在，民营企业项目审批方面客观上还存在一定的劣势。同时，伴随着用工成本上升、出口贸易局势变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等客观因素的出现，民营企业容易出现经营困难，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促使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倾向于选取一种表面上效率更高、收益更快的方式解决自身问题、获得竞争优势，这势必会加大民营企业涉税刑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