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税收的前提:纳税人的自觉遵从

　　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据说正酝酿执行地产调控“国五条”的细则。针对一些购房者采取“假离婚”以避税的做法，细则将对北京户口单身（含离异人士）进一步限购，仅鼓励单身或离异人士持有一套房。

　　“国五条”这种与家庭拥有住房数量有关的税收，一定会引起“假离婚”以规避法律规定。有关方面制定细则以打击“假离婚”，实际上会伤及更多无辜。

　　征税和逃税，本来是一对难解的矛盾。有税收，就一定会有逃税避税。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规避税收，为规避税收要付出怎样的成本，那还是取决于这项税收对人们带来的负担到底有多高，他从规避税收中得到的好处有多大。如果一项税收给人们带来的负担是可以忍受的，规避税收的成本是高昂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那么，人们一般也就不会处心积虑去逃税避税了。但如果税收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人们已经无法承受，则人们会采取极端的措施以规避税收的。

       举两个例子——
　　1696年英国实行“窗户税”，这是房产税的前身。政府数老百姓的窗户而征税，窗户多则房子大，税收也就相应要高。这项税收影响到好多穷人的生活。不少人为了减轻负担，索性将一些窗户封起，宁肯住没有窗户因而就没有阳光和自由流通的空气的黑屋子；也有一些住户将窗户改装成能开能合的活动窗户，税务官员来检查时，便将窗户关上，窗户与墙壁浑然一体，看不出来。税务官员离开后，再把窗户打开；有些人为了少缴纳税款，在房屋建造时尽量少装窗户，甚至不开窗户。法国大革命后也实行门窗税，结果大量穷人家的房子都只有门，没有窗户。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控诉过门窗税，认为它严重降低了穷人的生活质量。显然，窗户税和门窗税给人们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人们不得不在窗户和纳税之间进行选择，为了避税，宁肯不要窗户。

　　中国历史上，为了规避赋税徭役，往往也有耸人听闻的做法。典型的是宋朝人为了规避徭役甚至不惜“嫁母析户”。宋朝的徭役是根据户等高下和人丁多少来分派的。人丁多，户等高，必然要承担更多更重的徭役，此徭役往往让中产之家倾家荡产。对此赋役负担，权势人家可以通过作弊，以“诡名子户”等手段予以规避，无权势的普通人家，也各有奇招。历史记载说：“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为什么要将寡母再嫁呢？原来，为了防止人们分家析产以逃避徭役，唐宋政府严禁祖父母、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孙们“别籍异财”分家析产过日子。在宋朝的时候，老人在世，而儿孙们别籍异财，就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的第七条“不孝”的重罪。那些父亲已经去世而寡母尚在的人家，将老母亲改嫁后就可消除兄弟分家的障碍。此种行为几近突破伦理底线，但记载此类事件的人们并未过多谴责这些人的不孝行为，因为重税重役压迫下，可怜的人们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回到“国五条”二手房个税的案例。为避税，有人使用“假离婚”的下策。在我看来，出售二手房而缴纳个税，对于售房者来说，并不会成为沉重而无法承受的负担；为避税而“假离婚”，此行为确实谈不上高尚。然而人们不惜以婚姻为儿戏，出此下策者，实在是因为，在目前中国税收大环境下，人们对于税收的认同度非常低，人们的税收遵从度也非常低。一项税收，不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赞同和奉行，人们对于税收的态度是能规避则规避，规避多少算多少。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自认倒霉。

　　为什么会是这样？税收遵从度至少与这些方面有关：税收是否适度，是否公平合理，纳税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尊重。适度是说纳税人能够负担得起，不至于被税收压垮；公平合理是说税收尽可能要符合受益原则，尽可能使受益多的多负担，不受益者不负担。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纳税人对一项税收产生认同并自觉遵从，还必须具备更高的条件，即一项税收要充分满足纳税人的赞同权和监督权。在立法过程中纳税人参与并且表示了赞同的税收，就有更高的遵从度；能够用于合理的地方并且能够受到纳税人监督的税收，也更能够得到纳税人更高的遵从。相反，那些被强加的税收，那些一旦被征收入库，便进入黑箱运作，被贪污，被挥霍，被浪费的税收，就很难得到纳税人的遵从。目前中国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不高，正是因为在如上这些方面都存在欠缺。税收或者不公平不合理，或者超出人们负担，纳税人的权利则一无例外地被忽视，被压制。

　　真正有效的税收，一定以纳税人的高度遵从为前提。如果没有纳税人心悦诚服的遵从，任何细密的实施细则，都无法规避税收的行为。北京市用只许单身人士拥有一套房的办法去打击规避税收的“假离婚”，除了误伤更多无辜，一定还会催生新的避税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