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各位代表，各位专家，按照会议的安排，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我们不能空谈，空谈是误国的。

　　想利用今天的时间谈几个问题，什么是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第二个问题，立法法关于税收法的原则究竟做了那些规定，意义在那里？第三个问题，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该注意的问题。

　　前面谈到税收改革的一些内容我都是同意，有一个问题，税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最终还是在一个法治的框架里，最大限度的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如果说我们过去在94年税制改革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包括我们以前，所有纳税人对税制改革的结果是被动的，消极的接收，随着老百姓(603883,股吧)财富的增加，我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老百姓财富的增加。

　　这个时候老百姓对税制的改革，需要参与，需要维护他的权利，需要表达，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在你口袋里掏钱？要不要经过你的同意？回答这一点的时候，什么叫做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本意是说对人们征税要经过人们同意。人们同意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公投，像最近前段时间的苏格兰要从英国独立，还有要从西班牙独立，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利益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公投的问题在中国的条件是没有的。

　　人民同意的第二个途径，通过代理机关，通过议会，在我们国家通过人大制订规则进行实现，我们把这样一个税收法定的本原搞清楚，我们就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包括税制改革的问题。因为我们最近既接收人大委托的项目，也接收政府委托的项目，知道在这个问题的纠结还是回归到一个本原，税收法定通俗来说，无代表不纳税。

　　没有议会是不能制订法律，没有法律是不能征税的。把这一个问题搞清楚，三中全会为什么说，财政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当我们说税收法定的时候，提到本质，提到本原，我们现在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立法法第八条，对税收法定的规定，究竟做到什么样的规定？其实今年两会期间媒体有充分报道，报道立法法关于税收法定修改的背后的故事，让整个社会看到冰冷的法律条款变成了鲜活的法律实施，政府和人民之间这个关系如何处理？我们讲法治，法治有两个方面，现代财政制度，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不是把人民的意志放在国家建构的首位，是放在财政制度建构的首位，强调政府的权利是由人民授予的，这就是在政府行使权利的正当性。

　　法治性的内涵在于公民的参与，也就是说过去单方面的政府主导，转变为多点的主导，强调民主性的问题。我想从这个里面把这些税收法定的本原的内容搞清楚以后，我想在我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整个社会就能够对税收法定问题形成更多的共识。立法法的修改，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的第八条第八项税收制订基本制度改为了税种的开征，税收征收管理等基本制度制定法。

　　税收法定，是我们国家也可以是人类社会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两大基石，是法治的两大基石，中国的税制改革就是要向法制化作为目标，因为有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的税制改革不会走弯路，不会走斜路。整个社会形成这样一个重要的共识，税收法定包括三个内容：

　　一个是要素法定，强调征税的合法性，我们说的要素法定，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税收的优惠和法律责任，是应该由法律规定，涉及到人民的财产权的问题。

　　宪法在2004年说要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而国家对人民征税，是在私人财产向公共财产转换过程中考虑正当性和边界的问题。

　　我想强调说，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绝对不能空谈，事实上在今天中央在三中全会说落实法定原则，到今年的立法法，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修改，把税收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大地上的观念的传播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6年以前，这个税收法定原则只是成为学者的一个自言自语的状态，也可以说只是呐喊。到税收法定第一次进入官方的视野，是在06年全国人大的税收法定制度的讲座里提出的，从06年到2015年，包括我们中间，立法法第八条，尽管很多人认为说，那就是税收法律，并没有成为官方的语言，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语言，而我们今年的立法法修改，对整个社会进行了税收法定的普及，现在成为了官方的语言，现在成为了老百姓的语言。

　　既然成了语言以后，有些问题需要我们考虑，比如说这也涉及到税制改革过程中，我讲第三个问题，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我们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观念的变化，理念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如何处理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有一种说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所有的制订法律，所有制订法律都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委员会制订，还有一些认为要授予地方立法，这都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本意的误解。

　　税收法定原则在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里，很多国家都叫做法律保留事项，议会的保留事项，有些人置疑说把这个权利授予人大，回归到人大，人大有没有能力履行这个职责？我想这是在我们国家今天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让我们税收法定原则在某种意义上空转的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很要不得的，我们知道说这个立法是人大的专有权利，应该由他行使，至于能力建设是有很多途径，一种途径，可以由人大的牵头，政府的参与，一种途径是说有政府的起草方案，但是必须要报批准，在这个根本上，任何时候不能动摇。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化解矛盾，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纠纷，才能解决我们社会稳定基于风险阶段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国家机关，还是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十八届四中全会说得很清楚，发挥人大主导立法的作用，人大要主动的回应社会来立法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所以说横向层面可以授权国务院制订一些行政法规，但是授权是有条件的，有期限的，是有监督的，在今天中国这个情况下，按照全国人大的规划，在18年三月前，提交人大审议，这个任务很重，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些法律里大部分属于地方税，是不是所有都由全国人大立法，是不是制订到什么程度？在我的观点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立法体制里，地方是没有税种的立法权利，但是如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是我们所需要考虑的。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在税种、税率计税依据，可以授予地方。这是中国现在当今所需要的，授予给谁？授予给地方人大还是授予给地方政府？我们在2011年的车船税法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那个时候说地方人大没有立法能力，所以给地方政府。但是我们知道，当全国人大和人大委员常委会授予地方立法的时候，这样的做法既不符合法理，也没有法律依据。

　　2015年的立法法的修改自己就是一个横向的授权，并没有解决纵向的授权，但是我们知道，地方人大是国家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和全国人大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且我们讲税收法定的时候不能把地方人大这个立法法排除掉，因为你要解决地方的公众服务，应该有地方人大行使这样的权利，所以我们向中央的高层提出建议，这个立法应该授予给地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由地方人大牵头，也可以由我们所提到的政府解决方案报地方人大审批。

　　我们对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既要谨慎又要大胆，还有一点，越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越要讲法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