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原则,纳税,税收筹划

　　而税收筹划则是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利用税收法规、税收政策做文章，以达到减轻或消除税收负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的的行为。因此，税收筹划既不是违法行为，更不是犯罪行为。从行为发生时间看，税收筹划是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所作的经营、投资、理财的事先筹划与安排，具有事前筹划性特点。而偷税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以后所进行的，是对已确立的纳税义务予以隐瞒和造假，具有明显的事后性和欺诈性特征。

　　在实践中，税收筹划与避税的界限往往难以比较清晰地界定。避税是指纳税人使用合法手段逃避或者减少纳税义务的行为，虽然合法，但这种行为背离了国家税法的立法意图，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对待避税的态度上，各国情况并不一样。如有的国家认为，税收不能以道德名义提出额外要求，应根据税法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税收义务，只要不违法都应允许，不必划分什么是避税、什么是税收筹划。有的国家则把避税分为正当避税和不正当避税，将其中的正当避税称之为税收筹划，在法律上不予反对。我国对避税的概念在法律上未作表述，只散见于税收的政策文件和人们的理论探讨文章之中，普遍的看法是反对非法避税，默认合法避税。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税收筹划是光明正大的，而避税是不倡导的，避税走偏一步就可能是偷税。” 也正因为税收筹划既合法又敏感，让人既跃跃欲试又本能地警惕，所以它被形象地冠以“黑玫瑰”的名号。

　　避税虽然不违法，但属于主观上钻税法的空子，有悖于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中不应提倡鼓励。面对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国家一方面可以采取完善税法、堵塞税法漏洞的措施，使纳税人无机可乘；另一方面可以在法律上引进“滥用法律”的概念，对纳税人完全出于避税考虑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不予认可，并将其视为纳税人滥用了自己的权利，从而在实际的征管中进行“反避税”研究和稽查。

　　税收筹划的效应

　　由于收税与节税本身存在天然矛盾，而税收筹划的节税指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偷逃税，也容易引起税务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反感，所以，税收筹划在国内并没有获得普遍认知和接受，这些都导致了税收筹划往往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做得多，说得少。许多从事税收筹划的纳税人或中介机构也不愿意宣传他们的经验和成绩，怕自己成为税务机关稽查的重点对象。

　　其实，税收筹划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有利有弊，关键是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不否认税收筹划的存在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国家税收收入下降，但我们还应当看到税收筹划有利的一面，不能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从而导致对税收筹划的错误判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税收筹划的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税收筹划在微观效应上可以体现为三点：

　　第一，有利于企业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其天性。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不仅要求总收入大于总成本，而且要求总收入与总成本之间的差额最大。在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使总成本最小化。企业的总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内在成本，即外购原材料、外购燃料、外购动力、支付工人的工资和津贴等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期间成本；二是外在成本，即国家凭借其权力按照税法规定强制、无偿地对企业征收的税收。减少内在成本可提高企业总体的经济效益，减少外在成本同样可以提高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前提下，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将减轻税收负担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目标，而税收筹划则是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便利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税收筹划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受益者，税收筹划的最大功效是满足了企业降低纳税成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