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原则,纳税,税收筹划

　　由于纳税人的上述筹划行为是在具体的业务发生之前进行的，因而这些活动或行为就属于超前行为，需要具备超前意识才能进行。如果某项业务已经发生，相应的纳税结果也就产生了。当纳税结果产生后，纳税人如果因为承担的税负比较重，利用隐瞒收入、虚列成本等手段去改变结果，最终会演变成偷逃国家税款行为，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比如，在企业筹资活动中，企业可采用多种筹资方式、从不同筹资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从筹资渠道上，可以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负债筹资的筹资方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经济组织借款、融资租赁及发行债券等。权益筹资的筹资方式主要包括发行股票和利用企业以前年度的留存收益等。筹资渠道不同，资金成本不同，所产生的税收效应也大不相同。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负债筹资所付的利息可以计入当期费用，在所得税前列支，所以负债筹资所需支付的利息可以起到“税收挡板”的作用。例如，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的情况下，企业支付了100万元的利息，要减少应税所得100万元，从而减少所得税33万元，即100万元的利息支出，实际上企业只承担了67万元。而按照规定普通股股息的支付处于税后利润的分配环节，不能减轻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即实际支付数额与承担数额一致，如果企业支付100万元的股息，则实际承担的也是100 万元。这两者差别导致了负债和权益资本对企业的税收成本和企业价值的不同影响。由此推论，在一定的负债范围内，企业负债越多，税收的屏蔽作用越大，企业的税收负担越小。而许多企业，总是在进行年初财务预测和资金筹集决策时，不考虑税收筹划问题，而是到临近年底需要汇算缴纳所得税时，才想到考虑节税的问题，而这时筹集的资金已注入，企业的资本结构已经确定，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比例已无法改变。于是，就采取譬如把权益资本（以前年度的留存收益）通过做账改头换面为内部职工集资款，然后再试图通过利息的税前列支来降低所得税负担等办法来进行“筹划”，可是，这种靠做假来进行的“筹划”方式，是免不了被税务机关制裁的。

　　第四，成本效益原则

　　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方案。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我们不能认为税负最轻的方案就是最优的税收筹划方案，一味追求税收负担的降低，往往会导致企业总体利益的下降。

　　比如，尽量推迟纳税是税务筹划一贯的目的，有人就依此提出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等外购货物应当尽早购进，这样企业在早期就可以多发生一些进项税额，少纳增值税。尽管企业后期的外购货物会减少，进项税额下降，从而企业要多纳一些税，但企业仍可以从上述推迟纳税中得到益处。无可置疑，这种筹划办法确实可以给企业带来税收上的好处，但是税法规定：工业企业未入库、商业企业未付款，购进货物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如此一来，企业如果想用尽早购货的办法推迟增值税纳税义务，就可能面临库房紧缺、存货占压大量资金、管理费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这种税务筹划办法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

　　可见，税收筹划和其他财务管理决策一样，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只有当筹划方案的所得大于支出时，该项税收筹划才是成功的筹划。

　　第五，风险防范原则

　　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性的边缘上进行操作，这就意味着其蕴含着很大的操作风险。如果无视这些风险，盲目地进行税收筹划，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必须充分考虑其风险性。

　　首先是要防范未能依法纳税的风险。虽说企业日常的纳税核算是按照有关规定去操作，但是由于对相关税收政策精神缺乏准确的把握，容易造成事实上的偷逃税款而受到税务处罚。其次是不能充分把握税收政策的整体性，企业在系统性的税收筹划过程中极易形成税收筹划风险。比如有关企业改制、兼并、分设的税收筹划涉及多种税收优惠，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运用，很容易发生筹划失败的风险。另外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还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比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可能会调整有关税法，开征一些新税种，减少部分税收优惠等。为此企业必须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采取措施分散风险，争取尽可能大的税收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