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和宝能之争，2016年继续重磅上演

宝万之争的结局：李涯和谢若林都死了 【文/悦涛】

前两天深圳开了首届中国深商大会。点挺多。

挂名深商会理事会主席的王石，在深商大会上没有提及宝万之争，而是继续他的商学院式话语。其中要点：

1、没有知识产权，不可能创新下去

2、改革：政府自上而下，社会自下而上

3、成熟城市凸捧文化，野蛮城市捧企业家

4、特区帮不靠地缘血缘，靠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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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王石往下撸

宝万之争，各种解读。其实没有理解王石的心。

潘石屹首先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别找我帮忙），其次纳闷王石为什么不在控制权上早点做些安排，冯仑回复他：许多朋友提过许多建议，但王石不采纳，他坚持他的“三观”。

随后冯仑在自媒体上给王石支招：像泼妇那样吵架才能赢。“一个衣冠楚楚的经理人站在那儿愤懑地讲道理”没有用，得把旗袍脱了，鞋脱了，穿个大裤衩子，拎着上衣抖着奶出去才能把对方干倒。

其实这二位都知道，王石已经失去了操弄控制权的最好时机，也没有做泼妇的潜质。（他们二位不会帮忙，王石也也不放心把控制权交给他们。）

乖孩子王石

乖孩子和熊孩子，是比较好理解的比喻。套用在王石和姚振华身上。

从创业开始，王石走的就不是商人这条路。而是挂靠体制内，他需要体制带来的安全感。虽然他为打破体制内的弊端做了挺大努力。路径是体制内优化，不是商业生长。

这种出发点，一方面来自他的出身（官二代、官二婿），另一方面体现他对体制的信任，也体现他的路径依赖。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历史重演……）

“改革开放我到深圳想过渡一下。我从没想成为企业家。我当过兵、工人、政府公务人员，将来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到深圳就是个做生意机会，进去了，才发现最后自己的出路就是企业家。”

“我的野心是把万科办成像二战之后日本产生的一些企业，不仅仅提供产品、服务，使他们有很好的品牌、收入，还带来社会的进步，对生活方式起着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

王石虽然强调企业家阶层的人格独立，但来深圳之后，他选择的是挂靠国企。

“我们当时在国内来讲，改革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一种是国营，一种是集体。我们到那里创业，我成立的公司也是国家的，成立公司第一年，我记得很清楚，赚了300万，第二年之后，改制承包。”

这话只能说是他自己的基因取向。

1979年国家已批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到王石创业时，有个体和外资两个选择。但是他选择了机制最僵化的国企。因为体制内可以给他安全感，有比个体户和外资更多的机会。

so，他最care的不是体制弊端，而是不安全感。

如果说在初期单挑创业的风险系数比较高，到80年代末股改时，国家以文件的形式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王石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创业路径，走一个真正的商人之路。而不是职业经理人。

虽然通过优化能力将企业实际经营权掌握在手中，但归根结底王石是打工者，没有股权上的控制，就也没有作为股东的责任。想做的无非是借这个已有的平台，发挥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从商业角度，他落后于傻子年广九，华为任正非，甚至落后于把中兴私有化的候为贵。

这给王石的商业之旅定下基调：他是国企经营方式改革的探路者，不是社会格局的突破者。

他清晰看到中国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但作为商人，遵循这条路，无法跟监管体制擦出火花，促进市场体制的格局式演进，仅仅是企业的技术性改进。年广九几次以身犯险，惹来牢狱之灾，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和观念转变，有历史意义。后者是真正的商人基因、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