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新分税制破解“土地财政”：税种取代税率成依据

另一方面，涉及现在城市的住房怎么样启动。因为上一轮住房制度改革主要是以城镇户籍人口的公有住房产权化为主要方向，这是1998年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城镇住房已经到了一个调整的阶段，户籍人口的家庭，不一定都有产权房，住房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人均是34平方米。但是如果考虑到外地人口，因为往往是外地的非户籍人口拥有的房子是少的，所以这样会产生多大的住房需求大家可以想像。农民工市民化或者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在宏观上、全局上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谓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或者最重要的动力，其实主要体现在刚才我说的农民工如何从现行的只就业不落户变成真正和城市居民融入到一起。

刚才你讲到城市容量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讲的是这些人已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了，但是他可能居住条件差一些，同样和我们一样去挤地铁、坐公交等等，所以我认为容量不是问题。现在关键问题是各地区思想上认识不够，另外是有利益在里面，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往往是要地不要人，要土地建设指标，土地指标拿了可以挣钱，土地财政可以盖房子，可以带动增长。但是人进来以后是要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次提出来两挂钩，一个是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通俗点说，人口进来多的地方，落户多了就多给你地；再有，财政转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钩，落户多，意味着义务教育、医疗这种政府支出要多，所以财政转移支付要和这个挂钩，从而解决好利益问题。

第二，关于贫困问题。现在剩下的7017万人口，到去年为止，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就建档立卡的摸底情况，其中有2000-2500万属于失能人口，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了。这次建议中关于怎么实现提了六个途径，一是就地发展产业，比如过去贵州贫困人口是比较多的，但是贵州的生态环境很好，现在大家追求的产品是绿色的、生态的，所以在好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得很好，所以很多地方创造出了很多经验。二是转移就业，和城镇化相结合，新的劳动力生产出来以后到城镇就业，下一步就可以落户了，只要进城打工就是立马脱贫。三是异地扶贫，这是难度最大的，因为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相当多的一部分是生活在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并不是很好的高山区、高寒缺氧区、大山区、荒漠化地区、石漠化地区，所以要通过移民搬迁彻底改变他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从而实现脱贫。这也是这么多年一个成功的经验。四是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因为我们有很多地区的贫困人口是生活在生态环境十分重要的地区，比如说青海三江源地区，我们要通过生态保护创造一些公益性的岗位，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变成生态功能保护生态实现脱贫，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特别是像青海这样一些地区。五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全，因为我们很多贫困人口，特别是返贫人口很多是进行疾病，特别是大病造成的，所以要通过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来实现脱贫。六是剩下的全部纳入低保，实现低保县和贫困县的有机衔接。所以，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扶贫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必须实行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采取六个一批，当然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总的来讲是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讲了这么多一批，其实是精准到每一个人、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最后实现脱贫。因为策略对了、路径对了，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谢谢。

北京电视台记者：

刚才你也提到未来几年老龄化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内容，针对我国不但是老龄人口在增加，而且还存在一些高龄、失能、贫困甚至是空巢老人的一些具体情况，请问在这方面未来有怎样的具体计划？谢谢。

杨伟民：

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具体讲的是建设以居家为基础(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当然也针对一些新的情况，未来可能空巢会更加增多)、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机构相结合，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每句话、每个字都是针对不同的老龄人口而言的。比如说对失能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看你加不加入，看你的子女是不是采取这种方式。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社会上简称叫“医养结合”，解决一些患有长期慢性疾病老年人的需求。另外，建议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共享发展中讲到，要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过去改善民生做的很多事情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我们发现不同的特殊群体面临着不同的特殊困难，比如刚才我说的老年人口面临的问题，医疗问题、养老设施问题，怎么解决精神的寄托问题，等等。但是老年人口本身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需求。另外，城市贫困人口的需求是什么，下岗失业人员的需求是什么，他有什么特殊困难？城市农民工有什么特殊困难？在城市常住但没有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所以，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这是中央对各地区下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个新要求，就是我们既要普惠性地改善和保障民生，同时要针对不同群体面临的不同困难，实行更加精准的帮扶，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获得感”，你针对他的特殊困难，解决了他的特殊问题，才能真正体现他的“获得感”，这也是这次共享发展中的重要思想，虽然它不是一个行动，也不是一个计划，但是它的含义是非常广的。谢谢。

新华社记者：

刚才您在谈改革的时候也提到了财税改革是未来五年改革的重点，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以及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在现行财税改革，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也因为新的情况，在不断调整改革的步伐。从未来五年看，原先既定的2020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目标基本完成，从财税的改革领域这个时间表会不会有所改变？像老百姓(50.45, 0.00, 0.00%)关注的房地产税、中央跟地方的政府间关系这种难题能不能有所突破？谢谢。

杨伟民：

财税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企业、政府、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收入怎么分配，这是改革中的重点，也是一个难题。根据新的情况，上次财税体制改革就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部署，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根据新的情况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哪些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快，哪些可能需要考虑到先后顺序的问题。这次进一步强调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个含义在哪里呢？因为在此之前财税的一个方向是中央集中的税收、集中的财力相对较多，而地方承担的事权相对较少，所以今后要考虑到加强中央统筹的事权。与过去相比较，事权和支出责任会更加匹配，因为这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大体匹配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要考虑税种的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也是实行分税制，比如增值税，中央多少、地方多少，但是未来可能会改变这种分税模式，而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也可以说是分税制，但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不是把税率切割几块划分税。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保障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支出。因为在此之前，地方特别是基层，市县财力比较有限，所以建设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财政及其房地产的开发。而现在房地产进入到调整阶段以后，他们的相应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建设资金来源就成问题了。所以，今后如果税种划清楚了，地方有稳定的税收了，这样就可以保障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保障，同时也能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支出，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另外，按照管理学意义的角度来讲，收的多，往下支的环节多，使用的效率是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下一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怎么推动这些相应的改革。我觉得房地产税的改革需要和整个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包括下一步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相匹配，因为税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是和整个领域的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相关联的，所以需要统筹考虑。谢谢。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

“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5%，较“十二五”头四年的8%是比较低的，为什么有这个调整？是不是因为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杨伟民：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现在的6.5%并不是目标，只是一个按照十年翻番测算出来的数据，是制定目标的基础，但不是目标本身。你看中央建议没有说增长6.5%，并没有确定。刚才我已经讲过，刚才说的前四年8%是已经实现了的一种结果，按照这个结果来测算，假设今年再增长7%，未来五年增长6.5%就会实现十年年均增长7.2%。所以，未来五年的目标还没有最后确定，要到明年3月份全国人大来确定。谢谢。

胡凯红：

吹风会到此结束，谢谢杨主任，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