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拦截”在看守所门外

　　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什么是“虚开”，目前尚欠缺非常精确的定义（笔者正在写作的第二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判定与预防》中将详细介绍），这个是规范层面的问题；而在事实层面，有时“虚开”与“非虚开”认定的事实边界也非常模糊。笔者简单举例：A公司销售货物给李四，而发票开具给B公司，则系典型的“票货分离”的虚开；然而，如果A公司直接销售给B公司，而发票开具给B公司，B公司再销售给李四而没有开具发票且没有报税，则系逃税行为。所谓规范层面，就是需要什么样的事实才是“虚开”；所谓事实层面，就是认定“虚开”所需要的要件事实如何证明。

 

　　实际上，“虚开”与“非虚开”在很多情况下界限非常微妙，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细微的差别就可能是无罪和无期徒刑的差别，律师的及时介入则可以避免一些冤案、错案。

 

　　在笔者办理过的案件中，律师介入的时间不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也有分别。

 

　　案例一：笔者曾办理过西南某地区一涉嫌“虚开”的案件，在刚介入案件还未签约的时候，紧急让客户按照要求依法采取合法措施，将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之前予以“拦截”。可这仅仅是第一步，后续的工作还遭遇了很多困难。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案件本身获得了预想的结果，公安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并且行政机关撤销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刚刚接洽那个案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客户根本不可能做到“在要求的时间内足额缴纳税款”，也不可能做到“在要求的时间内提供担保并得到确认”。然而一旦《税务处理决定书》错过了救济时机被坐实，客户基本上难逃牢狱之灾。所幸的是，最终获得了复议的权利，并且撤销了《税务处理决定书》。

 

　　案例二：有一个案件是在税务机关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之后介入，尽管案件最终获得胜利，但是企业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幸好人员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

 

　　案例三：另一个案件，笔者在侦查阶段介入，本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目前人被羁押在看守所，案件进入一审阶段。

 

　　案例四：还有一个案件在一审阶段介入，笔者已在一审阶段提供律师意见，目前案件已经进入二审阶段。

 

　　案例五：有一个案件笔者是在二审阶段介入，尽管法官认可律师的意见（被告人认罪，律师作罪轻辩护）。不过当地高院出台了新的意见，二审维持原判。非常惋惜，痛心疾首，一次次地想，如果在一审阶段就介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五个案例非常直观地体现出，对于涉嫌“虚开”的案子，律师介入得越早，律师工作的难度就越小，也更容易获得好的效果，当事人的利益也更容易得到保全。

 

　　下面更详尽地分析一下律师介入的诉讼阶段对律师办案难度的影响：

 

　　一、税务调查阶段

 

　　这个阶段中，当事人只要尊重事实本身作笔录，而不对定性问题乱回答、乱陈述，通常能够避免一些错案。税务机关又不是和谁有仇，非得和客户过不去，通常不会刻意地要将企业认定为“虚开”，一般都会尊重事实的。

 

　　一个人在内心形成既定判断之前，通常会耐心听取他人的意见以综合考虑风险，而且也不存在面子上过不去的问题。

 

　　而一个人一旦内心形成了既定判断，尤其是这种既定判断已经告知多人，再想改变他的观点就会很难。人的本性就是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先入为主后往往难以听进他人的意见。

 

　　不过纳税人这个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总是寄希望于所谓的“关系”，容易错失良机，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任何“关系”都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否则，谁愿意为了你去承担违法甚至犯罪的风险呢？“关系”的存在只是有利于沟通，绝不要奢望别人为了你去违法，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

 

　　二、税企争议阶段

 

　　1.如果税务稽查部门已经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书》，纳税人需要现行缴纳税款，或短期内提供担保并得到确认，否则通常难以进入复议程序。实际上，发生税企纳税争议的时候，能够及时足额缴纳税款或短期内提供担保并得到确认的（后者更加难）往往很少。即使获得了进入复议的权利，如果纳税人轻信“只要配合就没事”而做出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笔录（一般这种情况下，税务稽查部门是内心先预判了纳税人虚开而为了把证据坐实），往往案件的失败风险会明显增加。

 

　　2.如果只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时纳税人还有充分的时间进入救济渠道，但是调查笔录本身可能让诉讼面临巨大的风险。

 

　　3.如果主管税务机关收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尽量选择争取在“上游”撤掉该《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否则，“上游”一旦坐实，“下游”可能在劫难逃（实务中定善意取得许可的极少，更多的是“不善不恶”的补税补滞，也有一部分直接移送公安机关）。这种案件理论上应该容易，而实际上真的打起官司来，可能未必那么容易，但是坚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还是有希望打破坚冰的。

 

　　三、侦查阶段

 

　　涉嫌“虚开”案件一旦进入侦查阶段，案件的难度就会呈指数级别上升。但是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到“批捕”之前，仍然是救援的黄金阶段。不过这个阶段本身也有一个问题，即：

 

　　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是案情简单的小案件还好，如果是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律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案情完全掌握，而且该阶段律师无法阅卷，实质上通常难以提出有效的辩护意见。我正在办理的某个涉嫌“虚开”的案件，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仅银行流水单就装了满满一箱，为了掀翻“资金回流”，笔者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细心梳理每一笔相关资金的来龙去脉；为了核对货物的来龙去脉，笔者将货单与底单详细比对，仅仅梳理的数据就达到几本书的厚度。

 

　　侦查开始到“批捕”之前，对于那种涉案税额超过250万元，事实清楚而定性本身有争议的情况，律师可以在定性上提出法律意见；或者虽然事实不清楚，但是律师能够准确地掌握案件事实，从而在事实方面提出法律意见。这类虚开案件在该阶段可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事实争议也比较大、案情错综复杂的涉嫌“虚开”案件，一旦进入侦查阶段，辩护难度明显增加。

 

　　律师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告知犯罪嫌疑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尊重事实，就事实方面如实陈述、细致阅读笔录，就定性方面尽量不要作答（毕竟那是专业性的问题）。

 

　　四、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

 

　　1.审查起诉阶段

 

　　案件一旦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查阅卷宗，详细地了解案件事实本身。此时律师可以提出系统的法律意见，供检察院参考。不过“虚开”案件本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检察官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熟悉相关的法律意见，即使法律意见写得非常通俗易懂。

 

　　一个案件一旦对犯罪嫌疑人批捕，除非律师提出非常过硬的理由或证据足以否决“虚开”的指控，否则进入法院审判程序在所难免。一个案件要不起诉，通常是经过补充侦查后依旧认为不符合起诉标准，当然审查的检察官自己决定不了“不起诉”，而是需要报检委会讨论，也就是说，律师的意见不仅仅要说服检察官，而且得通过检察官的转述表达去说服检委会。

 

　　2.一审阶段

 

　　庭审实质化下，交叉询问环节通常能够清晰地再现案件事实，而“口供”依旧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法检”固有的关系，一审法院难以作出无罪判决。有些法官，看辩护词的目的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在判决中驳斥这些辩护观点，而一旦法官内心先入为主地认为被告人有罪，除非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法官的高度重视，否则实质上很难做到中立审查。并非是法官一定要给某人入罪，而是“先入为主”的思维让法官不自觉地站在了控方的一边，而当法官站在控方一边的时候，恐怕当事人的命运只有靠“上帝”去拯救了。

 

　　3.二审阶段

 

　　一般来说，二审在省高院进行审理的案件相对二审在中院审理的案件要好得多，因为高院的超然性更强一些。但是即便如此，高院也不会轻易改判下级法院的案件。除非案件有重大“硬伤”，那么高院会好好斟酌斟酌。实务中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一审法院将存疑的案件判无罪，而把“皮球”踢给二审法院。随着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笔者相信司法公正会越来越有制度保障的。

 

　　涉嫌“虚开”案件的处理，通常是介入得越早，律师工作难度越小，效果越好；然而，在案件开始阶段，当事人往往因为感觉不到重要性而错失良机。当“君有疾在腠理”的时候，往往是最佳时机，而当“病入膏肓”的时候，回天之难，难以想象！当然，正所谓“大医治未病”，平时对虚开的防范更加重要，那些平时预防、防范虚开的税务师、律师是为真正的“大医”。

 

　　我的理想是，希望能够在税企争议阶段就介入，希望更多的涉嫌“虚开”案件能够在税务阶段被拦截，让当事人免予被刑事追诉，这应比获得宣告无罪的刑事判决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