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逃税门”丑闻暴露金融监管和税收管理存缺陷

　　上月爆出的“汇丰逃税门”仍在发酵。铺天盖地的口水仗后，尽管银行方面已登出整版致歉广告，以求息事宁人，但事态依然向着不依不饶方向发展。避税丑闻相关方过去、现在及未来所面临的，已不单是高额的罚金，还有深入的追责，如国会听证、刑事调查，甚至是来自多国的指控。在反避税之焰日益高涨的国际时局下，跨国避税越来越像是一场玩火游戏，纵有多少“纸（即钱）”，终也包不住火。这同样使得汇丰事件的每一步走向都牵动人心，每一处转折都值得寻味。
　　
　　一个转向：从“漠不关心”到“勃然大怒” 　　
　　汇丰逃税事件其实早已东窗事发，近日是因为全球50多家媒体机构一项联合调查结果公布而成为新爆点。
　　
　　据公开信息，这份名为《瑞士解密》(SwissLeaks)的联合调查报告是以近6万份文件、超10万个汇丰客户及其账户细节为基础，披露英国最大银行汇丰控股集团的瑞士分公司，即汇丰瑞士私人银行，曾大规模协助富户向本国政府瞒税。其中大部分数据来自2005年~2007年，涉及全球203个国家，资产规模超1000亿美元。一时间，全球舆论被引爆。
　　
　　对一般公众而言，一个个非富即贵的客户身份似乎更吸引他们的眼球。然而，对真相探究者来说，此事更值得深味之处在于，这是一桩重提的旧案：上述数据早在2008年就已被挖出——一位前汇丰雇员带着他所搜集的客户逃税证据逃亡法国；2010年，法国政府整理出一份秘密逃税名单，向多国税务当局分享了相关信息，之后，各国该查的查，该补税的补税，即使是对汇丰的税务指控也相对笼统，没有引发具体责难，没有掀起轩然大波。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一个5年之中似乎并没有人太在意的事情，为何突然间发生了转向？事态发展为何越来越严重？分析之下，三个层面的原因不可不究。
　　
　　一是大环境的趋势改变。近两年，在国际舆论和全球行动各个层面，“人人喊打”海外避税的局面业已形成。据说，这份长达千页的数据先是被法国《世界报》取得，后几经周折来到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后者立即招募来自45个国家的140多名记者与其合作开展调查。对包括英国《卫报》、BBC《广角镜》在内的数十家媒体来说，让这些秘密档案见光，无疑将可能引发更多对于打击富人和跨国企业避税行为的呼吁，而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重要议题。
　　
　　二是英国内政的推波助澜。既然大趋势表明，合法避税（作为对股东要尽的一种义务）与缴纳合理税款（作为对社会要尽的一种义务）之间的天平正一点点向后者倾斜，英国反对党工党索性开始好好审视汇丰逃税事件，力保该话题在今年5月的大选前继续得到热烈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汇丰集团原主席史蒂芬·格林曾被任命为英国贸易投资国务部长，可以由此攻击卡梅伦，更是因为该税收议题恰恰可以拿来做政治场上的利器，如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就表态，如果工党在下次大选中胜出，将就主管机关调查避税手法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革。
　　
　　三是触犯众怒的后果严重。那些过去并未引起多少关注的枯燥数字，在《瑞士解密》报告中却成了媒体人笔下的离奇情节，类似“捆成砖头大小的外币现金”、“用柯克船长等代号隐瞒客户身份”等细节，既表现出避税者一种近乎滑稽的明目张胆，也凸显了精英阶层经常受到的那种小心侍候。而这些，无疑成为引发愤怒浪潮的重要因素。就在抗议者走上伦敦街头，要求首相卡梅伦严惩汇丰高管时，英国监管部门和政治人士终于意识到民意难违，故而突然迫不及待地批评汇丰，并承诺展开严厉调查。
　　
　　一种认识：“道高一尺”导致“魔高一丈” 　　
　　在许多人眼里，有意无意地协助海外客户避税或多或少可以算作银行业公开的秘密。然而，汇丰此次为何栽得这么狠？或者说，这家英国老牌银行何以成为逃税的重灾区？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英国皇家税务及海关总署（HMRC）对汇丰整体业务所采取的“低干涉”反应，即为根源所在。
　　
　　如英国《金融时报》社评便将HMRC视为“最应遭到严厉质问的”对象。因为与其他欧盟国家的税务主管部门一样，HMRC很早就知道成千上万个瑞士银行账户持有人的身份，但从收到机密文件起至今，其最大反应似乎就是追缴税款（仅2010年便认定逾1000个目标，并取得税款、滞纳金和罚金共计1.35亿英镑）。这一点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是不是过于宽容——如今，除1名涉嫌逃税的汇丰客户被提起诉讼并入狱外（另有13项调查还在进行中），其余绝大部分逃税者均只补税就获豁免起诉，任何汇丰员工也没有受到法律牵连。《卫报》则干脆指出，曾推行豁免起诉做法的HMRC前税务常务次官哈特尼特在2012年退休仅6个月后就加入汇丰担任顾问，由此强烈质疑当事人的动机。
　　
　　按照自由民主党的北诺福克议员、英国卫生部下设的保健部部长诺曼·拉姆的说法，丑闻的存在正是税务部门对那些想避税的人打击不够。“在我看来，如果你试图避税，实际是窃取国家财富，理应被起诉……但如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因此呼吁政府反思HMRC的文化，避免使人感到一种“双重标准”的存在。
　　
　　对此，2012年上任的HMRC首席执行官林·海默的解释是，HMRC的运行是以“成本效益”为基础，检控工作需准确区分无心之过和故意欺诈，需负担更高的刑事审判举证责任，不但占用大量资源，更要付出高额成本，言下之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少专家显然也认可这一说法，认为HMRC不愿马上提出公诉的做法是务实之举，并非未能尽职。
　　
　　的确，从自身看，自英国海关与英国税务局于2005年重组后，HMRC便一举成为英政府内规模最大的部门，政府对其服务的要求提升，但合并过程中的裁员和预算削减却无可避免。2010年后，随着政府预算状况更为吃紧，HMRC一再推出更多依靠数字化服务，加大纳税人自助份额和简化流程等措施，以求实现到2015年运行成本比2011年减少25%的目标。然而，10年之中，由于人财物几乎缩减一半，维护税法遵从度的能力势必被削弱。结果正如媒体所质问的：现在的HMRC甚至不能给普通纳税人提供像点样的电话热线服务，又如何能执行一套可靠的检控政策呢？
　　
　　而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下的老牌或新贵，无论是富有的公司还是个人，一度都认为自己有权利，以任何想象中认为是合法的方式将税收最小化。为此，这些巨富显贵及其财富托管者一方面在试图影响税收决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在寻求类似英国这样没有刑事风险的国家“庇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直接收缴的税金，一次成功的检控在震慑潜在违法者方面具有同样，甚至可能是大得多的作用，而失去这一环节，无疑便相当于一种纵容了。
　　
　　一项疑问：会出现下一个汇丰吗？ 　　
　　汇丰的不当行为并非仅止于此。2012年爆出的汇丰洗白墨西哥毒贩非法所得以及被用来规避美国有关禁止与伊朗或朝鲜交易之规定的事件，已使这家银行不得不向美国政府支付了一张19亿美元的大罚单，勉强达成了延迟起诉协议。这些在不同地区发生的不同事件涉及现代全能型银行模式、投资者投机行为、多元商业习惯和地域政治风向等诸多因素，突显出管理一家全球性银行面临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汇丰所遭遇的麻烦，正是银行业问题的一个缩影。
　　
　　至于说避税，一些专家甚至揭示出“银行哲学”，称私人银行家的工作就是帮客户投资，并尽可能产生更多回报。银行并不关心其客户在母国是否纳税，那是会计的职责。客户的缴税状况和瑞士的银行没有关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对客户的缴税情况并不知情。所以，即使是在认错时，汇丰也表达出“当时很多私人银行都有大量客户可能没有充分遵守自己适用的纳税义务”这层意思。
　　
　　与此同时，汇丰强调逃税事件是发生在8年前，目前该行营运已全面整顿，与达不到严格新标准的客户终止了业务关系，自2007年至今，其私人银行客户群已缩水70%，且“已经把合规与税务透明度列为比盈利更优先的原则”。然而，对于这一点，许多人并不相信。一位汇丰银行卢森堡分行私人银行前业务合规主管就向媒体爆料说，自己在2013年于汇丰私人银行任职时，避税问题仍然存在。她说汇丰并未遵守承诺实行改革：“我想他们说得漂亮，但没有实践。这让我相当困扰。”
　　
　　同样不让人相信的，当然还有政府。例如，英国大臣一向喜欢宣称，英国是发达国家打击国际避税时的领头羊，而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汇丰过去曾被“放一马”，就有政府部门拨拉自己如意“小算盘”之原因。如英国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玛格丽特·霍奇就曾指责英国政府太想和秘密账户的持有者做交易。据报道，2011年，英国政府曾与瑞士达成一份协议，以便让秘密账户持有者能够将其行为合法化。根据这份协议，英国政府曾预计从中收得30亿英镑税款，并表示“极不可能”对瑞士银行展开有关逃税的刑事调查。而当2010年法国与英国政府共享被泄露的汇丰数据时，法国设置了严格条款，不准HMRC与其他执法机构分享这些数据，这无疑也增添了事件的复杂性。
　　
　　对于任何犯罪，都是不能以交易换免罪的。当前，汇丰的“逃税门”事件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国或两国政府的调查，很可能是多国政府接二连三的调查与指控。这源于日渐形成的一种共识：应让更多的人为骗取其他纳税人的利益而面对刑事法庭的审判。
　　
　　综上所述，汇丰逃税丑闻所折射出的，最终还是西方国家在金融监管和税收管理方面存在着的制度缺陷，特别是在跨国协作和立法方面，如果不尽快加以完善，下一个汇丰的出现，或许将不会用时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