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全覆盖是最直接的“降成本”举措

　　供给侧改革是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降成本”则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抓手之一，而实施营改增全覆盖，恰是今年“降成本”易收立竿见影之效的部分，因而值得各类企业所期待。

　　营改增税改起步于2012年，最初从上海先行试点，半年后开始扩围。到去年上半年，除金融、建筑、房地产、生活服务等四大行业外，营改增已覆盖至国内服务业的各主要门类。

　　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面向企业的、由各类减免税所构成的减税负举措，共实质性减轻各类企业税负2400亿元。其中，经由营改增减轻的企业税负达1700亿元。营改增无疑成了减轻企业税负的“第一功臣”。

　　单独把1700亿元拎出来挺抽象的，可如果把它与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8.38万亿元（同比增幅为7.6%）作一对比，可以发现，它相当于全国同期税收的约2%。换而言之，如果不实施营改增，去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增幅还会再增加约2个百分点，达到9.6%左右。倘若再把度量的时间标尺拉长，从2012年至2015年前三季度，所有已纳入营改增的国内企业，已累计减轻税负约5000亿元。如是算账后，人们不难得出一个较客观的结论，即政府致力于为企业减轻税负，态度、行动、效果皆是可触摸和可量化的。

　　2015年前11个月，全国金融、建筑等四大尚未开展营改增税改的行业，共征缴营业税约1.6万亿元（占全国同期营业税约六成）。若以此作为测算基数，今年营改增扩大至上述四大行业后——且此项税改在今年首季即行铺开，全国将因此减少税收约2800亿元。拿此数据加上2015年全年营改增实现减税约2200亿元的预估数，如果金融等四大领域的营改增在今年首季就能起步，意味着今年仅营改增一项，全年可为企业减轻的税负就有望逼近5000亿元。平心而论，这样的减税力度，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度都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不敢想象的。

　　由于企业利润普遍下滑，企业亏损面和亏损总额都呈持续扩大态势，导致作为国家三大税收来源之一的企业所得税降幅过大。再加上“卖地财政”已走到尽头，全国性“紧税收”局面已很难再咸鱼翻身。而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的刚性支出却在持续增加，令国家收入相对于支出，处于“八个油瓶七个盖”的窘迫状态。于是，为维持积极财政政策之“积极”的鲜活度及灵活度，今年适当扩大财政赤字成为不二选项。虽说实际可扩大的赤字比例要到2016年全国“两会”才能明了，但按照去年国内GDP近70万亿元的预估数推算，若财政赤字占比上调1个百分点，政府今年可“额外增收”约7000亿元。尽管国内的赤字财政占比离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尚有一定距离，但扩大赤字从性质上讲终究属于寅吃卯粮，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

　　除了营改增之外，“十二五”初期所锁定的单向税改任务均已实现。有舆论认为，营改增全覆盖之所以未能在2015年年中按计划铺开，主要是财政部门态度“欠积极”——过于患得患失。笔者以为，“欠积极”一说对期盼营改增甘霖雨露的企业而言虽情有可原，但置于桌面上毕竟有失公允。营改增全覆盖，对财力趋紧的财政部门固然有难言之隐，可更隐蔽的实质性阻力往往来自于地方，根子则缘于1994年施行至今的“分税制”。

　　根据“分税制”安排，营业税乃地方税，增值税为中央税。营改增后，中央虽对地方有不同程度之返还，但对地方而言毕竟“损失”大于“收益”。故而，在地方需花钱项目比中央更多的现状下，营改增全覆盖的时机选择，就成了中央不能不考虑地方感受的一大顾忌因素。

　　得益于中央持续的正风肃纪及清理行政性、事业性乱收费、乱摊派，自十八大以来的3年间，国内企业所承担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费负”已呈逐年下降态势。在此背景下，再为企业经营“降成本”，在企业用工成本已步入刚性“强增长”通道，短期内这一趋势很难停歇的情势下，今年最可触摸度量的“降成本”之策，无非是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和继续为企业减税负两大项。前一项虽说也能立竿见影，但毕竟总的减负盘子偏小。所以，营改增全覆盖即便“咬咬牙”也得推，而且启动时间越早，越能收到“雪中送炭”之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