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智勇介绍,近年各地政府普遍希望“买”到产业、企业,甚至企业的总部或是研发部门。比如近年一些地方政府提出打造“总部经济”,希望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将总部搬迁到当地,而不管企业经济活动是否在当地展开,从而伤害企业经济活动地的税源。 “其实现在不同区域间在进行协调,比如在同一个地级市,一家企业原本在a区注册,但是随着业务发展搬迁到b区,b区便会与a区协商,企业搬迁为b区解决了就业,但是未来税收仍记在a区。在经历这一轮清理过后,‘总部经济’可能会变得更加规范,比如像直播带货这样的新经济形式,就需要更仔细地甄别办公与注册地点是否一致。”吴智勇介绍。 记者注意到,如项城市8月1日废止的两个招商引资政策文件中就包括“项城市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法”。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优惠政策不可能全部被禁止,但是存在边界。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依法行政,优惠政策不能逾越法律法规,像税收返还便属于被明令禁止的范畴,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支持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定当地出租车只能采用在当地达产的车企的车型,这显然违反了所有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也属于应该被清理的‘小政策’。另外一条边界便是地方政府在给出优惠政策时不能超过自身能力。”吴智勇告诉记者。 招商引资“卷”向何处?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正在被重塑。 从各地的反应来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于《措施》的态度更为积极。如浙江发文要求严格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逐步清理不当干预市场和与税费收入相挂钩的补贴或返还政策。 有上海市浦东新区招商引资部门人士告诉记者,如果企业想要落地,只会保障承诺的政策能够全部落实,但是这些政策一定会“一碗水端平”,不会单独为某一家企业设计。 这一轮清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确实被认为利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苏南地区政府招商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近几年虽然表面上更多强调“公平竞争”,但可以给什么政策,政策可以给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感觉已经不会谈项目。“一些明令禁止的政策自己不去碰,不代表其他人一样讲规矩,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总会有人开出‘地板以下’的政策。” 对于地方政府的应对之策,吴智勇表示:“《措施》下发后,目前对于《措施》表态比较积极的地方政府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或者区县一级政府而言,他们的态度更多是‘静观其变’。一方面目前正处于政策宣讲、学习阶段,落实到区县一级仍需时间。另一方面,即使《措施》真正落地,地方政府仍能找到‘变通’方式。” 比如,各地普遍存在“零地价”供地,即企业缴纳土地出让金后,地方政府再以奖励等名目将其返还给企业。吴智勇向记者介绍说:“现在与未来,地方政府仍然会利用这种模式吸引企业,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运作模式,即政府与企业只签订框架协议,由国有企业作为产业投资主体与企业签订对赌协议,从而落实一些优惠政策。也就是未来地方政府给予企业优惠政策的方式,不再是政府直接进行税收、土地出让金等返还,而是通过国企签订的市场化协议实现,甚至当招引而来的企业无法完成对赌协议时国企还可以起诉。” 去年10月,吴智勇曾跟随国家开发区协会到湖南考察,湖南一些地市政府已经将土地交给城投公司运作,城投公司再将厂房租给企业,即使政府承诺补贴,也是通过城投公司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合同实现。 “这样的结果也是这一轮清理想要看到的,也就是由原来由政府主导并不透明的‘一事一议’,转变为相对摆上台面的两个市场主体之间商业合作,或者说倒逼着冰山浮出水面。如果要‘卷’的话就在规则之内明着‘卷’,虽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将其纳入相对规范的轨道。”吴智勇说。 除去转变给予优惠政策的方式,未来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构建自身招商引资的优势? “一个地方招商引资时的优势与劣势并非绝对,需要扬长避短,在招商引资时不能脱离本地的区位和资源禀赋,只有本地的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才有可能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而非‘一哄而上’争抢一些所谓的高端产业。”吴智勇向记者分析,未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方向应该依托当地禀赋,吸引头部企业,发展产业链。“现在各地开发区通常由一批规上企业支撑,往往一家企业就能带动一条完整产业链的发展。” 已有不少地方政府提出“链式招商”的概念。有长三角招商引资部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此前守株待兔式招商和以资源招商不同,现在更强调产业链招商,仔细分解某个产业链的图谱,比如集成电路产业,本地有哪些环节是短板,而在这些环节目前有哪些头部、腰部,或者初创企业,再进行精准对接。“相应处室领到每年招商引资任务时,会将自己负责的产业进行这样的分解,然后制定方案,精细到每个月的目标是哪些企业,以及需要和哪些部门和街道的领导一同拜访企业。” 避免“一哄而上”,认清本地资源禀赋至关重要。吴智勇告诉记者,像甘肃玉门在经历油气资源枯竭之后,也在发掘自身的其他资源禀赋,如承载空间等,可以让一些无法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落地的化工产业落地。 吴智勇表示,一些企业并不一味追求“低成本”,而是需要一系列软、硬环境。“比如一个地方供应链与物流配套能力不足,为企业增加的成本甚至多过企业能享受的优惠政策,必然对于企业缺少吸引力,这属于‘硬环境’。再从‘软环境’的角度来看,现在已经有未来产业社区的概念,即在3—5平方米的空间里,解决人的就业与生活,这样对人才会有吸引力,这也是众多城市在创建青年友好城市的原因,需要创造‘软环境’才能留住人。”他补充说,像这样针对人才的政策并不在此次被清理的范围内。 有生物医药企业创始人告诉记者:“哪怕在长三角范围内,不同城市给予优惠政策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比如上海更偏重于补助人才,对于企业的补助会少一些。” 能不能在企业所在地找到合适的人才,对于他而言始终是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各地在提供硬件条件方面已经很努力,但地方政府应该在招引人才上加大力度,也就是关心人在一座城市生活、工作的需求,比如优质的生活配套、教育资源等。特别是一些缺少高等院校的城市,天然缺乏向年轻人展示自身的机会,就更要花力气招引人才。对于一些落地在非一线城市的企业而言,更多是在靠企业自身力量吸引人才,比如提供良好的待遇,地方政府也应该在这点上更多发力。” 发于2024.8.19总第115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传统招商内卷,“史上最严”规范来了? 记者:陈惟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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