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改革核心：统一产业间收税流转待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近日在“2013-2014汉唐教育集团年度盛典暨经济学家对话峰会”上就财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问题做了一个深度分析。

　　白景明指出，增值税改革是有减税效应，这是激励；资源税改革和消费税改革则是一种约束行为。白景明认为，增值税核心是要统一产业间的收税流转待遇，第二步要做到税率统一。

　　以下为白景明演讲实录：
       首先非常感谢汉唐教育集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学习，和大家交流，非常高兴！刚才几位知名专家都就改革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想法的观点。很多是比较宏观的，现在我可能讲一些稍微具体的，我想就财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税改革作出了统一的部署，我体会这次对财税改革它是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改革的规划。首先这次对财税的定位，就有了一个新意，提升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从这样一个立意来看待财税的地位。这样就对财税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个人体会，从经济的发展角度，财税改革就是要推进结构转换，现在我首先从税制改革的角度分析，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税制改革提了总体的思路，也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税种。比如提到了增值税改革，资源税改革，消费税改革。还有也提到了一些税制建设的基本思路，比如关于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我具体分析了一下，我觉得这些都和结构转换有关系的，首先是增值税改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增值税改革正在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增值税的扩围，再一次扩大范围，94年的税制改革是增值税一次扩大范围，当时把商业和新闻出版全都改为增值税，这次又是一次大的扩大范围，大家知道增值税和营业税在我们国家税收结构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增值税是我们收入上的第一大税，但是这一个税种，国内外增值税加起来占我们税收比重30%，营业税占我们国家税收比重15%左右，这两个税现在合为一个税，改革核心我认为是要统一产业间的收税流转待遇，增值税改革接下来第二步还要做的事就是税率统一。我们现在这次营改增当中新设了两档，11和6，从纵向和横向上来看，都是以后方向上说要有必要的界定。

　　94年的增值税改革也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税率的归并。因为94年以前我们增值税有12档税率，现在归并成两档。增值税改革对我们结构转换是有直接助推作用，核心的问题就是通过统一产业间的税制待遇，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一些新兴产业和新技术产业能够由小变大，原来有一定的规模，力争使它变强，这是问题的核心。这是关于增值税改革。

　　具体到资源税和消费税，这里面我体会，这两项改革，增值税改革是有减税效应，今年我们预计原来说是1200亿减税，有的人估计可能是达到1400亿，具体的要等到收入数字出来以后才能做具体测算，这是激励。还有一种约束，可能资源税改革和消费税改革是一种约束的行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结构转换当中，核心问题是怎么处理经济发展和资源之间的关系，要通过这两项改革，使企业资源耗费外部化，这里面的资源税改革我们已经开始推进，经过逐步的扩大范围。我个人认为，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对资源税改革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在哪儿呢？原来我们说的资源税，我们国家现行的资源税是按产品品种来征的，企业后产品的开发。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资源税今后要覆盖到所有生态空间，问题是什么呢？公共资源它包括土地、河流、滩涂、草原、林场等等一系列都是公共资源。这些以后使用权，是不是要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逐步深化改革。我们现在资源税改革是从量改成从价，我们产品品种需要扩大，我感觉还需要研究的问题，从价是从什么样的价，是期货价还是现货价？我们要通过资源税改革，理顺发展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补偿，消费税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消费税改革涉及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在环节上进行选择，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还有就是扩大范围，我们现行的消费税，十四个税目，这里面覆盖的产品就是有一些是高能耗，有一些是高消费的，今后实际上我们扩大范围，从理论上来说，还是这些品种。但是这里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怎么认定什么是高能耗，什么是高消费，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环节上也是，究竟应该放在批发环节，还是应该放在零售环节。我们现行的消费税是放在出厂环节，放在批发环节能不能拿到收入的作用，这是需要研究的。放在零售领域，税负上会不会过重，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平衡，现在我们在促进生态文明方面，我们三个税制改革都要对等，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三者之间如何协调？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关于税制改革一些对促进结构转换的看法。

　　另外我谈一下支出方面，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归纳起来有两方面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我们当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来的。去年2013年我们1.2万亿赤字，比2012年跳高了近50%，力度比较大。今后我们要继续实施积极财税政策，这里面我个人认为，政府债务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财政风险在可控的条件下，适度的扩张。保证民生支出的增长，保证我们对经济调控的力度，这是很大的难题，我的体会我们政府性债务和90年代政府性债务已经变化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性债务更多的是福利性债务增长，我们看这次审计署公布的数字，保障房债务急剧扩大，中国福利性债务膨胀的问题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当然我们要通过支出的适度扩张来保证结构调整，保证稳增长，保民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关于财政体制问题。财政体制问题的核心是创造地区间的公共服务的相对的均等，为它创造条件。现在我们国家转移支付的规模，就是已经比较大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达到3.9万亿，2013年我们预算大的盘子是4.3万亿转移支付，什么概念呢？中央财政的收入85%差额基金转移支付给地方，这种转移支付让我们从2002年以后开始放大，因为2002年我们进行所得税收入非常大，当时的原则就是所得税分享改革所获取中央财政的增量，全部作为转移支付。经过这种转移支付规模扩大以后，我们东中西财力差距大大缩小。基本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什么呢？经过转移支付，人均财力接近有2/3的省市超过全国平均人均财力，比如我们国家2013年13多亿的支出，1万块钱的人均财力，中西部超过很多省的基数，大大缩小了这个差距。实际上我们今后所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保证调控能力，这里面涉及到财政体制的认识，我这里想说的一点，现在我们现行的财政收入的划分格局，收入格局。我们从2012年的时候，公共预算，中央财政占的比重是47.9%，地方是52.1%，我们再看一个角度，我们政府性基金收入，80%多是地方收入，剩下20%是中央收入，其中又有一半要转移支付给地方。那么我们财政体制改革，在收入划分的角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要保证在现有财力格局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根据税种属性结合税种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我体会我们这个大的格局不宜大动，我们要通过财税体制深化改革，来确保地区均衡发展。这里面实际上我体会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逐步理顺调整专项转移支付，这方面要进行梳理。

　　最后我们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落实在执行上，我们现在财政支出的结构大头都是用在基本公共服务，比如教育两万亿，社保突破一万亿，其中80%是用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预算改革，执行上的改革，腾出更多的财力用在民生服务上，第二，要使这些钱真正落到民生问题上，这是我们执行上要深化的目标，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