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期待一直比较多,希望它能够调节贫富差距,那么它到底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在11月10日举行的“APEC峰会主题沙龙——个税改革视角下的中国财税生态重建”上,与会专家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专家分析的结果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目标,反而个税调节正在逐步走向了它的反面,收入最低的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它征收的主要目标。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当前我国个税征收的现状是不算总帐,而是以分类收账的办法来征收。这些分类包括工薪所得、劳务所得,还有如房屋租赁所得等,一共有11类。高培勇表示,分别算账有分别算账的考虑。但是,由于工薪所得是最好收也是最方便的。只要工薪所得就可以采取代扣代缴的办法,在支付地就把税扣下了。所以工薪所得税在目前11类所得税当中征收的量最高,在全部11类所得中的收入占大头。 所以有人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近似工薪所得税。不过,高培勇指出,这只是一种结果,不是税制当初设计的目的。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表示,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是接近0.5。。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却只能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6%、7%左右,将来即使再提高一点,也没有可能通过个人所得税把基尼系数降到我们希望达到的0.3的水平。 另外,许善达认为,我国个税税率过高,还造成了其他一些负面的效果。他指出,我国目前正在努力实现靠创新转换经济的发展方式,而要靠创新的话,人力资源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为了要支持吸引人力资源来实施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新的发展方式,我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千人引进计划,但是个人所得税在吸引人力资源的问题上,却可能会发挥较为负面的作用。 许善达指出,我国工薪收入的最高所得税税率是45%,比美国都高。而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却比美国低很多。 另外,过高的收入所得税可能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用直白的话说就是为渊驱鱼。法国为了调节收入差距把最高税率提高到75%,结果包括最大的私有企业LV公司的老板都移居伦敦了,用脚投票。无论决策层、立法机构怎么定,但挡不住他们用脚投票。 与之相比,我们国家现在也已经出现了速度相当快、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趋向。并且,我国目前的这种移民和之前的偷渡完全不同,目前我国到国外的移民总体来说都属于素质比较高的,而且往往是有一些特殊技能的,用投资或技术移民;而那些有资本的,在移民的同时也把资产转移了出去。 许善达询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在现实面前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么高的税率又为国家财政征收了多少钱?在调节收入差距上起了多大的作用?有多少人在用各种办法来躲避高税率?到底交45%这个档次工资的人有多少,交了多少税。” “我知道有相当多外企的高管一到周末就要飞香港,目的就是要把在香港居住的天数达到按照内地税法交税的门槛之下,这样就可以在香港按15%的所得税率缴税了。” 对此,许善达表示,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没有做过非常详尽的实证的研究”。 另外,对很多人所说的,要区分好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性的收入,把这两个收入的税率怎么设计得更好,也挺难。 对于所得税主要收工薪阶层的问题,许善达表示,在美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巴菲特交税的实际税率是低于他的助理,而他的助理是工薪阶层。 但是美国相关的人士却认为,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因为,他们说要降低资本项下的税负,这样才能鼓励人们去投资,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这样的经济才有活力。 许善达表示,“这一理由也非常充分,我们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要鼓励的问题?吸引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鼓励人们进行商业的风险投资。“ 许善达的主题意见是,一个税种涉及到好几个领域,不能说讨论一个问题其他事情就不管了。因为生活的功能是多侧面的,必须把几个侧面兼顾起来。 “APEC峰会主题沙龙——个税改革视角下的中国财税生态重建”是由网易财经主办。除许善达和高培勇之外,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张广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参加了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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