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减值：稳健性与盈余管理之争

　　一、问题提出

　　2004年初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的消息公布后，与之相关的九家公司随即发布公告，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但减值准备计提的比例从0%～100%不等。其中并列第一大股东（投资额均为3.96亿元）的上海汽车与首创股份，更是差异惊人，上海汽车全额计提（100%），面首创股份只计提了5940万元（15%），绝对数额相差3个亿。为何面对同样的毁损，各公司会判断迥异，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都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假设不同，得到的结果自然也不同。那么，公司提出的关于资产减值的假设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或者说资产减值的计提动机是什么。自1993年“两则两制”规定对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到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再到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将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和委托贷款，这些会计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如何完善企业资产中的不合格成分，通过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职业判断的权利，使企业能更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而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为及时、更加相关的会计信息。在理想状态下，如果资产毁损情况能够可靠准确的计量，会计准则将能完全实现其目的，计提减值必能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十分泛滥。鉴于此，财政部于2006年发布新的资产减值准则，明确规定，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希望借此杜绝借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操纵利润的问题，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从这些制度的变迁可看出资产减值动机会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那么，不同的计提动机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作简要分析。

　　二、资产减值的计提动机

　　对于减值准备的计提动机，国内外已有了诸多研究成果，普遍将其归结为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两类（Wilson，1996）。一方面，当业绩低下、同行业竞争以及经营策略转变等导致资产价值下降时，通过计提减值，各项资产的价值得到合理估计和及时确认，资产减值就代表企业在资产发生毁损情况下的适当应对。另一方面，管理层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己有利的资产减值政策。这两种解释是否足以解释南方证券一案，在经济因素一样即资产毁损程度一样的情况下，各公司的计提比例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否都应归于盈余管理，这是舆论界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得到理论界的支持。在研究会计数字时，学者一般会分为操纵性和非操纵性两类进行考察。资产减值计提的经济因素就属于非操纵性部分，而盈余管理因素就属于操纵性部分。但Wilson（1996）在对资产减值研究进行评价时提出，不应将会计数字简单的二分为操纵性和非操纵性，而应分为三部分：计量基础（The measurment construct com-ponent），计量误差（The measurement error）和盈余管理（The manipulation component）。计量基础，即由无数个拥有管理层私有信息，并由监管部门认定而有计量基础判断权的专家形成的一致信念；计量误差，即各假设下的度量与一致估计之间的偏差；盈余管理，即为个人利益或公司利益，对会计报告实质精神的故意违背。计量误差介于理想的计量基础和盈余管理之间。各资产的计量误差是不一样的，如与存货跌价准备相比，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量误差显然更大。由于计量误差的存在，即使管理层真实的反映其私有信息，也不可能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资产减值数据。正是因为考虑到计量中可能出现的客观误差，Wilson（1996）才建议将会计数字细分为三部分。基于Wilson（1996）的思想，本文将减值准备的计提动机分为了三个部分：经济因索、稳健性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就对应计量基础，是对资产未来盈余能力的无偏估计。未来盈余能力差，计提比例就大，未来盈余能力越好，计提比例就越小。盈余管理因素是指，经理人员会出于自身或企业经济利益的考虑，利用会计准则提供的选择余地，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进行资产减值。在我国，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两年亏损就会被特别处理，连续三年亏损就会被暂停上市，上市公司可能为避免特别处理或暂停上市而利用减值准备在年度之间调节盈余，实现扭亏为盈。而业绩相对较好的公司，则会通过计提较多的减值准备储存盈余。新任管理层也会过度计提减值准备，并将责任推给前任，为以后年度业绩的增长留出空间。在这些情况下，都存在盈余管理动机。而稳健性则对应计量误差，是指在资产毁损程度一样的情况下，“坏消息”公司将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准备。首先，稳健性是计量误差的一种，是一种系统性的计量误差。稳健性原则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因为计量误差的存在。由于无法对当期会计盈余做出准确估计，导致管理层有机会操纵盈余，使得会计数字出现噪音和偏差而对各利益集团产生影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就有了稳健性原则（Watts，2003）。从这一角度来看，稳健性是为了弥补理想估计不存在而带来的缺陷，是为了解决计量误差所带来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消除计量误差。这样弥补的结果，反而使得计量误差因稳健性原则而出现显著性，使稳健性体现为一种系统性的计量误差。其次，这里的稳健性是指在同样的毁损情况下，“坏消息”公司将计提更多的减值。稳健性原则指当期会计盈余应对“坏消息”进行充分及时的反映，但对“好消息”却应有所保留。李增泉、卢文彬（2003）对我国1995～2000年间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进行了考察，发现相对于“好消息”，“坏消息”与会计盈余的相关性更强，即会计盈余符合稳健特征。减值准备是会计盈余的一部分，也应体现稳健性。但由于减值准备政策的不同，稳健性原则在各国的体现也不尽相同。当减值准备可自愿计提时，计提减值本身就是稳健性的一种反映。如在美国，减值准备就属于自愿计提的会计科目，而且禁止转回已经确认的减值损失。这样只要计提减值，就是在体现稳健性原则。因此，Basu（1997）发现，包括减值准备的盈余数字会比剔除减值准备的盈余数字体现出更高的稳健性。我国情况有所不同，减值准备属于强制计提范围，而且在2007年新准则颁布之前，减值准备是可以转回的。在这种情况下，稳健性体现在“坏消息”和“好消息”公司不同的计提比例上。同样的毁损情况下，“坏消息”公司将计提更多的减值。

　　三、资产减值计提动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对相关性的影响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第2号将相关性的信息描述为“能帮助用户预测过去、现在和将来事项的结局，或者去证实或纠正以往的预期情况，从而影响其决策”，由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三个要素构成。当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明显低于历史成本时，资产减值会计要求及时计提减值，对历史成本进行修正，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有助于其预测公司现状及未来的情况。因此，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满足了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的要求，能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经济因素指因业绩低下、同行业竞争以及经营策略转变等导致的资产价值下降。如果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是因为资产的实际毁损，而资产的毁损将带来未来盈利能力的下降，那么资产减值信息应能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本期资产减值信息应能预测下一期减值前盈余。同时，市场也应对公司的减值信息做出负向反应，这在以往对减值信息市场反应的文献中已得到证实（如Strong等，1987；Elliott等，1988）。之所以出现负向反应，正是因计提减值准备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但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不仅基于经济因素，稳健性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稳健性是一种系统性的计量误差，对同一事项，同样的毁损，“坏消息”公司将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计提的减值准备，其预测能力将会受损，也会降低资产减值的信息含量。而如果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是要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动机使得经理人根据公司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操纵信息，将会影响减值信息的预测能力。而且，由于盈余管理是对会计报告实质精神的故意违背，会影响投资者对减值信息的判断，从而降低资产减值的信息含量。Chen et al（2004）、蔡祥、张海燕（2004）的研究结论都表明，盈余管理动机的存在会影响资产减值的信息含量，盈余管理将显著降低资产减值负向的市场反应。

　　（二）对可靠性的影响与投资者不同，审计师将更侧重从可靠性的角度评价会计信息质量。通过审计意见，审计师表达其对减值准备信息质量的判断。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将会影响审计师意见的出具。在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一定的情况下，会计信息越是不可靠，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越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包括三个层面：反映真实性、可核性和中立性。反映真实性要求会计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可核性要求会计人员选择的计量属性及计量结果能够客观地被其他会计人员证实，中立性要求信息提供者不偏袒任何一方。用历史成本反映资产状况，能在账面上实现反映真实，但当资产价值下跌后，仍用历史成本就不能实质的反映真实。对资产计提减值，是为了力图实现实质的真实反映。但由于会计准则给减值准备科目留下了极大的会计判！断空间，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充满了估计和预测，与其他会计科目相比，减值准备中的计量误差更大。因此，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的空间也很大。客观计量误差和主观盈余管理的交错使得减值信息不能真实反映公司情况，不能实现完全的可核和中立，最终会损害减值信息的可靠性。事实上由于减值科目中存在较大的会计判断空间和计量误差，而且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十分严重，审计师确实对减值准备给予了强烈关注，尤其是极大或极小的减值。陆德明（2003）发现，2002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大部分“非标意见”涉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戴德明、毛新述、张艳（2005）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计提或转回的减值准备越多，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大。

　　以上结论是计量误差和盈余管理共同作用后的结果，还需分别考察减值计提过程中计量误差和盈余管理对审计师意见的影响。稳健性作为一种系统性的计量误差，会影响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面对同样的毁损，稳健性使得“坏消息”公司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也意味着将转回更少的减值。严格讲，这已经影响到了减值信息的可靠性，但由于稳健性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因此对同样的极大或极小减值准备，“坏消息”公司和“好消息”公司收到非标意见的可能性也应一样。即稳健性不应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但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则不一样。根据以往文献对整体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意见之间关系的研究（陈晓、陈武朝，2005；章永奎、刘峰，2002），盈余管理动机将增加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我们可延伸推出，减值计提中的盈余管理动机也将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崔宏（2005）的问卷调查已表明，从事证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实际发现较多的盈余操纵行为为虚增利润、滥用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以及滥用减值准备。而且，监管部门对减值准备科目的审计也极为关注。2006年公布新《会计准则》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又立刻发出《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6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通知》，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警惕利用新旧会计准则转轨之机操纵利润的行为，尤其关注大额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等七大高风险领域。因此，在同样计提或转回极大减值的公司中，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更大。

　　四、政策启示

　　在资产减值的计提过程中，最理想的情况是，计提的减值数字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的毁损情况，以便对整体资产的盈利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但由于会计自身的界限，减值数字包括三个部分，除了理想的经济因素外，还包括稳健性和盈余管理两个部分。稳健性和盈余管理的互相交错使得投资者和审计师对减值信息的判断十分困难，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最重要的是扩大经济因素对减值数字的影响，或者使减值数字尽可能的包括经济因素这部分。在准则制定环节，应使资产减值会计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尽可能缩小会计人员的会计选择空间，或者为其选择提供明确的指南。在准则执行环节，应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在选择会计方法时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在准则执行的监督环节，应增强外部监管者的职业判断能力，能准确判断公司计提减值的动机，并对其盈余管理行为起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