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中,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下的政府财政困境,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税源再分配需求,各国既要不断对本国税政作出调整,又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税收秩序的重建中。从全球视角看,就前者而言,多国税改步履维艰,就后者来看,国际反避税成果显著,规则就要改变了。 以税收视角看,今年全球并未形成新热点。各国经济内政也好,国际合作也罢,许多大事小情的发生都可谓上年乃至往年政策方针的延续。从积极一面看,延续意味着稳步推进,但同时也意味着缺乏突破。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下的政府财政困境,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税源再分配需求,各国既要不断对本国税政作出调整,又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税收秩序的重建中,全球税事的主旋律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围绕此类问题展开。而未来,或许便孕育于其中。 BEPS成果出炉只待“落地” 推出当年即被誉为“国际税务合作史转折点”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到今年年底已按进度全面完成了15项主要内容(数字经济、混合错配、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利息扣除、有害税收实践、税收协定滥用、常设机构、无形资产、风险和资本以及其他高风险交易、数据统计分析、强制披露原则、转让定价同期资料、争端解决、多边工具),形成了最终成果,并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上获得核准。 可以说,BEPS项目的每一项行动计划都针对现行国际规则的一些缺陷。如果说此前它们还更多是以报告形式出现,那么今后,如何推进BEPS各项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则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共识将得到落实,而规则则要改变了。 从理论上讲,BEPS行动计划将产生三个层次的规则协调。第一是对各国国内税收立法的建议;第二是修订所得税领域的国际规则,主要是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其注释和OECD转让定价指南;第三是形成多边法律工具,进行多边税收协调。三个层次均主要涉及国际交易的所得税政策协调,与资本、技术和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跨境配置直接相关。 当然,G20对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缺陷的弥补是系统的和持续的,远不止上述列举的内容,未来几年,BEPS成果会逐步在国内国际法层面,以及部门规章制度层面体现出来。比如,BEPS行动计划中有多项涉及税收协定条款,成果的“落地”有赖于对这些协定条款的修订,但目前全球共有3500多个双边税收协定,如各国逐一更新,过程漫长。这种情况下,BEPS第15项行动计划提出,各国可以通过多边谈判,一起商议确定协议内容,形成类似于像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那样的多边法律文件,产生法律约束力,继而对签署国之前已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做出修订。目前已有94个国家及几个协定网络较为发达的税收管辖区参与进来。 欧盟税收议题分裂深化 与OECD携手G20推出的BEPS行动计划已在全球治税层面取得共识不同,欧盟总是难以搞定其内部需要解决的许多税收议题,再看今年,这种局面更是未有半点扭转。 最好的例子是金融交易税。该税最后承诺的“2016年1月1日开征”恐怕将马上成为泡影。且不论其是否先天不足,这个早在2012年10月便已获得11个欧元区国家支持的税种,虽一度获欧盟委员会的正式通过,但其生效日期却被一再延迟。 据媒体分析,欧盟成员国内部对金融交易税的相关细节存在分歧,以及英国强力反对开征金融交易税的态度,可谓是影响在欧盟内实施金融交易税的障碍物。 被媒体曝光的一份欧盟内部文件显示,即便是在已经加入金融交易税征收合作的11个欧盟成员国内部,对如何实施金融交易税也存在诸多分歧。加之英国一 直以来强力反对金融交易税,当前又恰逢英国以退出欧盟作为施压欧盟改革的“砝码”,所以,尽管有德法大力倡导,金融交易税仍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 类似的尴尬还体现在“共同统一公司税税基”(CCCTB)制度的命运上。今年,欧盟决心再次重启一项早在2001年便已首次提出的计划,即对跨国公司在欧盟成员国内的所得按照统一的合并税基征税的CCCTB。自那时起,由于有成员国坚持维护独立的税收主权,该计划一直进展缓慢,数度搁浅。2011年3月,欧委会虽经10年努力正式提出CCCTB,但又一次承受了不了了之的结局。 今年6月,在尝试失败四年之后,欧盟委员会再次就统一欧盟范围内的公司税税率提出建议,希望以此打击部分成员国通过与亚马逊、星巴克以及苹果这样的跨国企业达成低税率安排的方式获得不公平好处的做法,以便解决资本向避税港国家(例如爱尔兰和卢森堡等)流失的问题。 为此,欧盟将针对在欧盟境内营业的企业,提出单一的计算应税公司利润的规定,所有公司必须符合统一的欧盟税收责任计算规则,针对在欧盟的所有经营行为设置单一的税收返还,而不是遵守各个成员国不同的规定。目前,法德两国已经开始启动关于税率的讨论,并起草了相关计划书。 然而此次,英国再次站在了法德的对立面,其长期以来不支持统一税制的立场并未改变。如,法德两国认为此项改革可以在现行欧盟条约框架下进行,且两国不希望欧盟成员国继续保持独立税权,因为他们主张欧盟应当建立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和财政联盟。但在英国看来,设置统一税率的做法是对主权的侵犯,并且欧元区缺少一个对税制和国际借贷有更宏观把控的共同政府,而这也正是英国需要重新确立与欧盟关系新原则的原因之一。法德的这一计划和卡梅伦的脱欧动议背道而驰,或许会进一步打击英国留在欧盟的信心。 多国税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在全球经济表现不佳的大背景下,今年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发现日子“不好过”,或者说“更难过”了。于是,大家言必称“税改”,或为减掉一点儿赤字,或为给经济带来一点刺激,或哪怕仅仅是为了在积重难返时发出一种呼声。 发达国家中,美国无疑是呼声最高的一个。之所以如此,眼前看,无外乎是2016年总统大选已开始布局,税收自然是政坛争锋焦点,长远看,则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存在巨额财政赤字,亟须寻觅减赤之道。其次,美国近年来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而现行税收体制漏洞却使得富人阶层有多种手段避税,令累进税制名存实亡,民间对富人增税呼声很高。再次,美国企业税制存在严重缺陷,名义税率高,中小企业负担重,而跨国公司海外避税日甚,如刚刚发生的美国辉瑞与爱尔兰艾尔建的世纪并购,便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税收倒置”案。 然而,和一贯的传统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同,美国民主党的赌注是对富人阶层增税,目前提出的是“振兴中产阶级”的税改方案,而共和党则寄希望于削减公共开支。因此,呼声归呼声,两党在税收问题上难以找到妥协空间,加之税收优惠的过度使用,税基的扭曲和税制的冗杂,美国税改必将步履维艰,即使是大选年之后,这场长久期待下的“改革”也未必能拉开帷幕。 境况类似的还有澳大利亚。由于矿业经济繁荣难以持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今年发布的财年预算案中已将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定在了2020年,而澳大利亚居民生活水平则持续三年下降。为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启动税收改革的呼声很高,但当前的政治环境却很难说能有什么作为。在注重压制对方的两党政治传统下,澳大利亚此前有很多改革均以失败告终,当局显然无意在税收这个重要领域急于进行会导致失败的改革。 在今年经历大选的加拿大,高举“变革”旗帜的自由党领袖贾斯廷·特鲁多夺下总理宝座,其背后当然有经济转差以及民众求变心态的助推。他选举时承诺,一旦执政便会削减中产阶级的税项,并向富人加税。如今舆论都在期待他能为政坛刮起新风,如加拿大独立企业联盟表示小企业对新政府最期待的是兑现承诺,降低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控制整体的工薪税负。不过,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是否会打消减税承诺?对富人开刀又谈何容易?显然分析人士并不认为这位年仅43岁的新总理具备了充足的信心。 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似乎更迫在眉睫。最突出的是印度。这个国家独立60余年但各邦税种仍不统一、国内税制复杂的现状一直为国际投资者所诟病。不过好在今年总算有了点儿眉目。7月,长期悬而未决的全国统一商品及服务税(GST)法案终获下议院通过,如果在议会冬季会期内再获上议院通过,那么,明年4月的下一财年开始,新税收计划将启动印度独立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税收改革。改革完成后,一个全新的商品及服务税税制体系将整合印度中央的商品税及地方邦政府的服务税,将让印度成为一个真正的共通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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