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施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

尽管四季度央行降息“放水”，根据央行2014年12月23日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四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64.9%，较上季度下降1.7个百分点，创下2011年四季度以来新低。[⑩]据日前汇付天下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21.6%的小微家庭工商业有信贷需求，2014年第三季度，该比例下降至16.4%，下降了5.2个百分点。[11]

在现在这种倒置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家庭，都在想办法用钱赚钱，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参与放贷，有些大的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赚的钱比它的实体赚的钱还多。有的私营企业干脆把工厂卖了去放高利贷。这将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的下行。

2014年和今年初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许多银行怕不良资产率上升，诱导中小企业还款，答应还后一段时间后可以续贷。一些中小企业按要求还款，在这“一段时间”中，借了高利的“过桥”贷款，结果银行不再贷款，致使企业不能过桥，陷入高利贷陷阱，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停产、跑路，目前各地中小企业家以自杀消债的数量增多。当然，银行也有苦衷，也有骗贷的。

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银行表外，通过信托、租赁、理财、小贷公司放高利。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到流动性中的钱又变成了高利贷，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再次，体制环境仍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调研的情况看，一是许多办事人员红包不敢收了，礼物不敢拿了，宴请不敢出席了，但是，事也停着不办了；二是审批在清理，但是，清无关紧要的而不清实质性的权力，清很少要人去审批的而不清经常办理及有实惠的，清不收钱和收钱很少的项目而不清能大量收费的项目；三是负面清单管理，总是在宣传，但是没有落地，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总是要干预经济活动；四是环保、土地、技术、食品安全等等准入，以及各监督方面，在环评、资质等各方面，企业成本不减，刁难还不少。四是对于干预企业创办投资建设经营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如此之大的局面下，政府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及其公务员，仍然以加强监管为名，为利益层层设置障碍，群蝇乱舞骚扰，使创业和企业可以说一步一求，甚至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这在蔡晓鹏所作的“国缺廉律鼠辈猖獗”一文中描绘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12]

在世界银行对189个经济体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全球营商环境的评估中，营商环境便利度、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产权、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中国内地排第90位，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证”，在全球排名倒数第11位。“开办企业”一项，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去年的151名升至128名，但在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续，完成这些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以及最低实缴资本等方面，仍然是排在后面的国家。[13]如果反腐松懈，体制不能向负面清单管理彻底转轨，对行政权力的约束监督制度建设不能配套，创业投资建设经营环境恶化可能会复归。中国的营商环境并不乐观。

第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对产权保护，司法体制能否清廉公正，未来所有制走势等，不甚明确，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也是国内投资实业经济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恶法和司法腐败，随意侵扰和吞噬企业资产。唱红打黑，通过抽逃注册资金为罪等这样的恶法条款，加上公检法等机构可以在此类案件中提成和拍卖资产创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拍卖其资产获得政府罚没收入；甚至有的官商勾结、徇私舞弊，通过司法途径将正当企业的资产拍卖转移给利益相关的侵吞者，使一些民营企业家投资和经营有恐慌和不安感。还有许多民营企业家，感觉这个社会总归要“打富豪、分财产”，没有资产的安全感。最好还是“见好就收，小富则隐，转移国外”。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已经移民、停业和向外转移资产，并且许多民营企业家总是观望，犹豫不定，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转移资金。

全社会投资持续下降，与人口萎缩老化而消费市场相对不景气，劳动力成本上升，即人口红利的消失相关联；与体制惯性扭转缓慢，营商环境不佳，意识形态争论，创业者和企业对未来没有信任和安全感，投资意愿下降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府银行国企方面的强势分配力，对民营企业资源空间的压缩和对其利润的分配挤出关系更大。综合来看，民营经济投资的乏力，是从2009年开始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最重要原因。

民间投资，从2013年的23.2%，急剧下降到了2015年1到5月份的12.1%，增长速度下降了接近50%。

（二）金融高风险与政府国企投资再难重振
有的学者认为，消费主导推动，力度不够，特别是经济下行期，更要政府主导投资于交通、新能源、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包括加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力度，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一是2008底实施的投资扩张政策，造成了2009年开始的地价、房价和消费物价的过快上涨；二是借债投资，使得政府、国企和房地产商的GDP和资产负债率提高，经济下行和土地财政的收缩，使还款的违约风险加大，银行坏帐率也上升。再如果似2008年底的大规模投资来一轮，可能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
1、政府债务
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元。即使不算今年增加的债务，目前外汇储备负债计算在央行资产表上，如果算在财政资产负债表上，加上2014年9月末3.89万亿美元，合人民币24.12万亿元人民币。[14]虽然国家审计局核查地方政府借债截止2013年6月为10.88万亿元。但是，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透露，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该行测算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15]2014年11月20日报道的标普的分析暗示，31个被调查的中国地方政府债中，15个应评为“垃圾级”。  

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着瞒报的情况，官方口径和民间统计相差悬殊，地方债规模一直以来就像个谜。财政部要求2015年1月10日之前地方上报政府债务余额，江苏省苏南某县级平台公司负责人说，“我们来回搞了5次，才最终确定上报数据。”张涛告诉本报记者，“政府划定的存量债务红线是去年6月底审计数字乘以GDP增长率，绝对不能超过这个限额；所以，最后确认为政府债务的数字不到我们上报的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