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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方政府难以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将形成债务严重违约和展期格局。（1）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资还款的主要基础，但是住宅严重过剩，住宅用地市场火暴不再。从2014年10月土地供求情况看，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土地2279宗，环比减少14%，同比减少42%；成交面积4801万平方米，环比减少35%，同比减少63%；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317亿元，环比减少8%，同比减少56%。[17]（2）2014年由于经济形势下行，加上近几年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的增量部分向中央财政集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幅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困难的局面，更谈不上顾及对本级政府以往债务的还本付息，只能等中央银行再一次核销，或者中央财政出资相救。
201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61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7.9%。其中，住宅投资44308亿元，增长30.2%；办公楼投资2544亿元，增长4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7370亿元，增长30.5%。但是，到2015年1到5月，只增长5.1%。
2、企业负债率
企业的高负债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率已经处于过高水平，企业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105%，不仅高于日本、美国、意大利，甚至接近于英国、法国的水平。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500强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4%，远高于发达国家大企业50%-70%的平均水平。[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也指出，中国市值最大的前10%上市公司全球资产负债率较2003年上涨10%，是整体上涨幅度中间值的两倍。其中，工业、原材料、公共建设和房地产等行业上涨最快。[19]2014年三季度末，钢协会员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2%，银行贷款总额超过1.3万亿元；中国铁路总公司资产总计5.45万亿，负债率超过64.77%。2014年前三季度，45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负债率为74.56%，中小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达80%。
3、银行不良资产
预计2014年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8277亿元，不良贷款率从9月底的1.16%升至1.23%。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依据相关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四个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8973.21亿元、9715.73亿元、10506.57亿元和11347.37亿元，不良率分别为1.29%、1.36%、1.44%和1.52%。在不良贷款压力大增的情况下，一些银行采取了一些延缓措施，对一些“准风险”或风险项目继续提供信贷支持，延缓风险暴露，这在客观上加大了信贷风险程度。有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账面不良率“低估”和“大幅低估”实际信贷风险的受访者明显增多，其原因在于关注类、次级贷款的账面风险与实际风险偏差较大。[20]
五、经济增长下行的国民收入挤压力流程
从需求方面看，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从流程上看，需求需要支出，支出需要收入作为基础，而生产形成供给；供给从形式上讲，实际是收入法形成的GDP。因此，“…→商品和服务生产者→商品和服务供给→形成在企业、银行、居民和政府间分配的收入→投资和消费支出→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收入→…”是一个循环的流程。我们需要以此为脉络和逻辑，去思考经济下行的一些影响因素，并对症治疗。
我们来看国民收入流向政府、国企银行、非国有实体经济和居民四大部分的演变过程。
我们简单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的历史数据看，国民收入流入政府部门，从高到低；居民部分，从低到高，再从高开始降低；而流入国企和银行很少，甚至为负；流入非国有实体经济领域的，则从几乎为零，达到最高峰。（1）20世纪80年代初时，流入城乡居民的收入部分比例较大，达到60%左右，主要原因是城镇职工调涨工资，以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并且农产品价格上调，获得了较多的收入；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利润等，国民收入流入政府部门的占几乎40%左右；而个体经济比例非常低，流入非国有经济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2）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由于1992年开始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国民收入流入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净利润比例高达近32%；而由于国有企业全面亏损，加之增值税改革从1994年才开始，1995年时，国民收入流入政府的部分降低到了最低点的16.5%；国有企业全面亏损，而银行净利润也很少；流入居民部门的国民收入比例还在47.86%。其下降的原因：农村家庭承包和农产品价格改革带来的农村居民增收效应已经消失，分税制和增值税等改革刚刚启动，国企全面亏损和政府收入比例下降，不能给企业职工和政府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相应地增加工资，特别是进行下岗分流和减人增效改革等，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从1995到2014年国民收入流量的演变：国民收入流入政府部门的从低到高，比例越来越高；流入国有企业和银行部门的从几乎无到有，比例也在逐步上升；而流入居民的流量部分，则继续下降，到2011为最低后，2013年稍微有所上升；流入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国民收入流量，从最高降低到了最低。
（一）流入政府部门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多
流入政府部门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的16.5%上升到了2014年的37.59%。从到2014年收入项变动看，先是分税制和增值税改革，增强了政府税收的集中能力，2014年是1995年的19.73倍，为119158亿元；后是社会保险金的征收，从少到多，增加很快，是1995年211.7倍，为39592亿元；而土地出让金，则是从无到有，规模达42606亿元；而政府除了税收、社保、土地出让金三大项收入外，还有一大部分是进入地方财政基金收入项和由地方财政未进帐处理，甚至由行政事业部门和单位私自处理的，规模保守匡算达31874亿元之巨。因此，2014年政府全部收入为239265亿元。国民收入的37.59%，流入了政府部门。支出规模的扩大，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力提高其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流量的最主要动因。
1、行政和事业机构和人员扩张对收入的需求动力
政府行政事业部门和人员扩张，以及其工资上涨，事业单位的社保，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包括2012年前还没有能管住的三公消费，其支出规模剧增，迫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增收。1978年时，事业和行政机关的人员为1964万人，退休人员的比例很低（上海市1978年职工离退休比例为1︰0.11，[21]上海是老龄化较早的城市，全国估计在1︰0.07左右），财政发放工资的职工，为137万人左右，在政府行政和事业单位中的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也非常少；但是到了2014年，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为4100万人左右，财政发离退休金的2000万人左右，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在1500万人左右，财政支付的供养人员，实际的规模在76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2.04%，上升到了2014年的5.51%。也就是国民财政人口供养比，从1978年的50人供养1人，到2014年大幅度上升为18人供养1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