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施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

由于相当一部分政府和行政事业的许多机构和人员，财政并没有拨款，或者全额拨款。这些部门和机构，有的将自己的收费设计想方设法挤进了有关法律，有的是在法律的实施细则中写入，有的是挤入了国务院的法规中，还有的是部门的和地方的条例中列有收费项目；有的与物价部门商量，是各级发改委物价部门核定的行政和事业收费项目；还有的干脆是本单位收费的“土文件”和“土政策”；有的设置资质准入、年检等，将政府应当买单的服务，变相成为会计公司、咨询公司、环评公司、拖车公司等等的第三方收费，而这些被行政和事业机构指定的公司，收费垄断和奇高；并与授权或建议客户去办理业务的行政和事业机构，以及负责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关系。[22]

这些不纳入财政完全不拨款，允许收费罚款，采取收支两条线体制，潜规则中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行事和事业机构，以及工作人员办公、工资、社保缴费，甚至其“三公消费”，是2014年税外31874亿各种收费罚款的主要消耗者。从国民收入中流入政府收支两条线行政事业部门的这部分流量，占到全部政府收入的13.32%，占GDP的5%。

2、地方的GDP及投资建设冲动
地方政府建设重大项目，如地铁、办公楼、文体展览馆等建设需要的经费也越来越大，筹资的方式主要是借债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从需求上推动地方政府圈地囤地，招商卖地，推高地价房价，以此来满足建设的资金需要。但是，投资方面，地方党委和政府有着程度不同的GDP及建设等政绩取向；体制上有地方领导任职短期化，先任领导不顾后任领导是否能还款，新官不理旧帐等弊端；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地方借债大搞建设和发展的冲动，而相当程度上有着将本地区金融体系可能形成的坏帐指望由央行和中央政府买单的行动意愿，也就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与希腊政府欧盟和欧洲央行之间关系一样，也存在着地方政府将建设和发展借款的金融风险，最终向央行和中央政府转嫁巨大的道德风险。

（二）流入银行国企越来越多及其成因
1995年到2014年流入银行和国企国民收入流量，前者从1995年的只有0.2%，上升到2.87%，规模达到了18270亿元；流入后者的国民收入，更是从1995年的亏损，上升到3.89%，规模达到了24765亿元。银行和国企业，在2014年国民收入分配流量中，占到6.76%。
1、银行垄断对实体经济利润的过度再分配
当然，在垄断特征很明显的银行业中，由于经济转型，产能过剩，房地产不景气，政府杠杆率过高而违约，加之一些银行为了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工资报酬等，隐瞒成本，虚报利润，2015年银行业可能面临着坏帐率上升和其利润被侵蚀的趋势。但是，这许多年来，银行存贷差过高，加上服务费等，企业贷款实际利率太高，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实体经济中大量的利润，通过过高的银行利率和收费，被转移到了银行，被其工作低效率、员工高报酬、业务高风险，甚至银行一些信贷过程中的内外腐败所消耗。而且，银行业实际上的高利率和高收费，与全社会的高利贷心态和行为，形成互动，与小贷公司、互联网信贷、信托典当和民间信贷一道，形成了非常不利于实体经济生存和发展的金融和社会风气及环境。

2、国民收入不正常流入国企的体制性原因
流入国有经济的国民收入，从占用资源、对国家贡献和体制方面看，有不正常的方面。一是体制照顾优势强，资产实际效率低。2013年，国有企业，正式职工，2365万人，加临时性农民工职工，以及派遣性质在国企工作的职工，共3698万人。资产规模达104.1万亿元，劳均资产规模在282万元到442万元。虽然资产利润率1.83%，资本金利润率5.13%，然而，国企的高资本利润率行业集中在电信、石油、烟草等高度垄断性的行业，少数几个行业的国企创造了国有企业利润的80%左右。而其利润主要来自于明或潜规则中贷款的所有制歧视和利率的所有制差别。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利率，是大型民营企业贷款利率的50%，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利率的17%到33%。如果将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提高到与大型民营企业的一半，按照国有企业的负债资产的60%为银行贷款计算，将付出财务成本24156亿元，整个国企不但无分文利润，还将亏损5156亿元。另外，国企过去划拨土地的无成本，现在得到土地、矿藏等资源的较低价格，都成为国企利润的来源。 

二是相对于所占有的资产、资源和体制优势，国有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较少，解决的就业贡献也较小。虽然国家曾经剥离和核销数万亿国有企业在银行的不良资产，1997到2007年免国企上交利润，土地矿产资源划拨和出让优惠，财政投入大量资本金，目前形成了37万亿的资产，但是，上交国家的利润，少之又少。2013年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为1288亿元，仅为19000亿净利润的6.78%。而大部分来自于石油石化、电力、电信和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而从就业方面的贡献看，国有企业104万亿元的资产，只容纳了正式职工2365万人就业，只占人国全部就业的3%，占全部城镇就业的6.2%；国资部门称的还有1333万就业，是临时和派遣工，虽然在国企中就业，可工资水平和社保缴费等福利与正式职工差别较大。

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的相对较低利率的贷款、土地和矿藏等资源，还有垄断位势，一方面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向财政上交利润过少，使行政和事业单位需要向民营经济收过头税和繁多的收费罚款进行补充，进一步挤压和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力。

（三）脉络运行的结论
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受到人口“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和城市化“青出老回、未化先滞”的影响外，从体制及其运行看，国民收入流向政府银行国企部门相对越来越多，流向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的相对越来越少，向后者流动的国民收入比例受到了前三个部门逐年的排挤。

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需要更多的国民收入；而更多的国民收入，需要更多的税收、费项和罚款；而收上来的更多的国民收入，又促使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已经提上改革议程，但是，我认为，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人民—人大—税收—预算—行政机构人员规模”之间现代和有效的审议、批准和监督体制。

而金融体系的高利润，实际上是从居民低存款利率和实体经济高的贷款利率中获利的，也就是从居民收入和实体经济中吸取了相当部分国民收入。其后果是，实体经济的利润被转移，民营经济对实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等投资的意愿大大下降。造成高利贷经济泛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