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施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

税费负担过重，用地成本过高，社保工资等用工成本上升，房价高企，一方面，这些方式越来越多地使行政和事业部门再分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不仅机构人员膨胀，而且“三公消费”也有了财源；另一方面，企业的利润被过分挤压，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一些房奴等，其消费更是被挤压到最低水平。

国民收入这样的流程，造成相互关联的国民经济运行后果：（1）在外部出口需求降低下来时，无法由国内需求来平衡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供给，发生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之间的不平衡；（2）国有企业投资，包括一些民营经济的投资，由于居民收入部分相对被挤压，其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即供给，无法由居民需求所消化，发生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不平衡；（3）由于住宅供给过剩和城市化的“未化先滞”，加上制造业回落和中小企业不景气，土地财政和税费收入的增长空间受到影响，而前几年政府借债、国有企业负债率上升、产能过剩，给金融体系积累了巨大的风险，杠杆方式的投资已经了受到极大的限制，重启政府再如2008年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

我们这样的高地价的土地财政，税外如此多的费和可以随意罚款，以及社保费率一开始定得如此之高，银行垄断导致高利贷机制，诸如这样的不正常的国民收入分流机制，与德日韩台发展过程体制比较，是我们特有的，必然会对经济增长持久的动力产生特殊的影响。

上述收入流程及投资与消费等经济运行的扭曲和不畅，必然是消费和投资景气，即需求活力受到影响；而沉重的税费利息等负担，则使国民经济的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活力，又受到重创和压抑。这样扭曲的国民收入流程，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放缓。

六、宏观调控：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
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转变：第一，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说，经济萧条了财政就扩大赤字，经济膨胀了财政就收缩赤字。货币政策从需求管理来看，就是经济萎缩了就扩大信贷规模，通货膨胀了就收缩信贷规模，实际上这是需求侧的管理办法。供给侧管理是说，西方有一个供给学派，它提出要减税，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是两个方面，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费，而且增加消费还有几个连带作用：第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第二是提高劳动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给可以良性互动，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有需求才能购买，光投资建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后没有就业，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就业人数少，造出很多产品，最后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

第二个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总量调控就是我们调控财政发债规模，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贷款的行政指标控制，这些都是总量控制，但问题是总量调控往往在调控严厉的时候首先受影响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一旦压缩贷款就是保国压民、保大压小、保政府压社会，这样将导致就业更加恶化。而贷款增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这些项目对就业的增加不显著。所以总量控制有一定问题，宏观调控必须转到结构方面。调控结构说的是调控的部位是哪些，比如放贷款的时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的地方，财政政策的设计上要放在解决就业和居民消费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第三，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因为从今年来看，货币收缩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是微调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现在主要起宏观调控作用的只能是财政政策。

第四，财政政策要以扩大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转向以减税清费为主。实际上，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整个宏观调控模式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认为，中国最适宜的还是供给学派的思路，就是减税，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供给侧的解决办法。从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来看，供给侧的思路是正确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最早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才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完美的理论和模型，这个东西管了大概20年—30年，比如罗斯福就实施了新政。但是罗斯福实施的政策给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带来了滞胀，甚至到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依然给许多发达国家造成很大问题，即“两高一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增长率。从去年的状况来看，我们国家是“三高”，即高增长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表面看起来我们和西方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但实际上也遇到了滞胀问题。当年，里根、撒切尔夫人都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意见，就是通过减税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增加劳动的投入。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发展小微企业等等。

参考文献：

1、周天勇：“收入流程扭曲与经济增速下行”，《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50期；

2、记者周子勋采访：“周天勇：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3月5日；

3、周天勇：“未来10年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框架方案”，国家发展委综合司2005年委托项目，内容载于周天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第七部分，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

4、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21期；在勇

5、赵理想，王志东：“比较与反思:基于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述评”，《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66期；

6、湖南省物价局：“开展收费整治优化发展环境”，《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4年第1期；

7、王晓峰等：“基于企业端融资费用支出视角的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测算——以许昌市为例”，《金融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

8、张立栋专访：“周天勇：国民经济高利贷化亟须遏制”，《中华工商时报》，2015年4月23日；

9、蒋致远：“反思高利贷与金融市场的扭曲”，《人民论坛》，2012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