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合理支出超万亿 财税改革重中之重

　　应该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
　　《华夏时报》：《意见》中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但从目前来看，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间的巨大收入差距还是触目惊心的。

　　王小鲁：这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控制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是不够的，因为这涉及到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是怎么分配的。前些时候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天然气收5%的资源税，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石油部门的成本利润率比别的竞争性部门要高七八倍，如果这部分资源收益都交给企业自己去支配，给自己的管理层买房子、搞福利，那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花的钱不是你经营所得，而是自然资源所得。这部分资源所得应该全社会共享，应该拿到公共财政，而且用于公共服务，但5%的资源税在我看来力度太小，远远不够。

　　澳大利亚前些时候搞资源税改革，对资源部门的利润征收30%的资源税，这还是退了一步，原来的方案是40%。它对利润的30%税率和我们的从价5%税率是什么关系?我粗略算了一下，我们的资源税改革力度不到澳大利亚的一半，折合成利润算的话，不到15%。剩下的绝大部分利润还是该怎么花怎么花，没有根本解决资源收益分配问题。而且这一改革没有包括煤炭和其他资源性行业。

　　因此，资源税改革，其一是要拓宽，不光是石油天然气，还要包括煤炭和其他矿产资源部门。其二，力度要加大。其三，要有级差税，把不同级差收益区分开来。其四，针对销售收入或者销售价格征税，不如针对利润征税，因为从价税是可以转移的，你收我5%，我把价格提高5%，结果都转移给下游了。最后是消费者负担，等于没征它的税。改成针对利润征税，是没办法转移的。

　　《华夏时报》：除了资源以外，目前银行业也因盈利能力强、利润过高而备受非议，这是否也是垄断造成的?

　　王小鲁：我认为银行的利润基本是靠行政手段来保持的。比如说，央行规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中间的利差达3.2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国外的一般水平，60多万亿元贷款，一年的利差就接近两万亿，给银行业带来1万多亿的净利润。这主要是靠政策给你的，而不是靠市场、靠你自己的努力。这就是垄断收入，导致行业之间严重苦乐不均。

　　这个垄断收入怎么办?我觉得要改革，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部门，和竞争性生产部门应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要用行政手段给某些部门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要减少行政垄断，还可以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这里既涉及税收问题，也涉及加强竞争的问题，比如银行业现在还是集中度太高，大银行占的比重太大，中小金融机构太少，特别是小型民间金融机构严重不足。门槛太高，不让人家进，所以发展不起来，要发展就变成地下钱庄，因为你不给人家合法的身份。结果银行业缺乏竞争，人为造成垄断，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在这些部门要降低门槛，促进公平竞争，这是改善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

　　《华夏时报》：与一些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目前却是举步维艰。

　　王小鲁：对。根据经济普查数据，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的从业人员占了城市非农产业就业的多一半。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中低收入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关系到收入分配状况。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对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但在实际中，政府却常常把国有企业当做“亲儿子”，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一些优惠政策，民营企业很难拿到。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经营环境较差，融资难度很大，负担较重，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较多。这些都是政策“吃偏饭”造成的。

　　其实，如果能够给小企业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对收入分配的改善应该有巨大的帮助。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其继续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不如给小微企业大规模减税。减税在宏观效果上，对拉动需求的短期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调整结构、保障中长期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和消费，有更好的作用。

　　健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
　　《华夏时报》：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自2003年以来逐年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数据显示，这些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47以上，对此，你怎么看?

　　王小鲁：这个数据肯定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无法进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要高于官方数据计算的数值。尽管如此，目前0.474的基尼系数也还是反映了相当大的收入差距。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11年公布的全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或消费基尼系数(不同年份)，基尼系数超过0.47的国家和地区只有34个。

　　收入数据不真实的情况在中国很严重，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于很多国家。如果我们假设世界各国都和中国一样存在低估收入差距的问题，而且程度相同，仍然可以判断中国目前处于世界上1/5收入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当严重。因为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尼系数也就是0.3左右，收入差距比我们小得多。只有美国收入差距很大，但也比我们低。

　　因此，我们有些人常常会产生这样一个错觉，认为收入差距大，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但我们看看其他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市场带来的，而是对市场的限制带来的，是靠权力限制市场、靠权力垄断资源、腐败等等带来的，是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华夏时报》：对这个局面应该怎么办?

　　王小鲁：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垄断，特别要反对利用权力进行垄断，防止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官僚资本。同时，要健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虽然它们之间有差别，有美国模式、西欧模式、北欧模式，但基本都是成功的，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实现更公平的分配。

　　因此，我们也要搞全民的社会保障、为全民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不要太高，不要搞过高的保障和福利，但是要全民覆盖。把这套基本的东西建立起来了，收入分配就能够改善。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几年确实改进很大，但是仍然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1.6亿到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到底有多少人享受到了社会保障?国家统计局对去年的情况有一个调查，外出农民工中失业保险覆盖率是8%，医疗保险覆盖率是16%，绝大部分人还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城市化就意味着大量农村居民要源源不断地转为城市居民。而这些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不了，不但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稳定，也必然对城市化的未来发展形成阻碍。因此这些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华夏时报》：但要弥补这个缺陷，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全覆盖，钱从哪里来呢?

　　王小鲁：不用增税，不用印票子，如果能够切实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支出合理化，完全可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其实只要把行政管理费降到国际正常标准，管住三公消费和其他非正常支出，就绰绰有余了。再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针对资源和垄断利润的税收征上来，还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